编者按：知识型移民群体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人才，是推进地方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和地方人才引进的主要对象。对于地方而言，尽快培育知识型移民对迁入城市的地方感，亦是实现地方留才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杨帆教授和该院硕士研究生詹莉宜在《传媒观察》第3期刊发研究论文，运用深圳、北京、上海三座城市的调查数据，对知识型移民的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社会参与和地方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实证结果显示：（1）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对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且社会参与在知识型移民的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与地方感建构之间扮演中介的角色；（2）不同使用模式在影响效果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地信息获取是知识型移民地方感建构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在地社会活动更多通过社会参与这一中介变量对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建构起作用。因此，对于理解社交媒体使用影响地方感的解释机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域间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数量逐年递增。知识型移民群体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人才，既是推进地方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也是地方人才引进的主要对象，这一群体对迁入地的融入与认同水平不仅影响着该群体在异乡的生活状态，也关系着地方的整体运行。
然而，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于2021年发布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显示，国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尤其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社会融合水平较差。政策的支持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带来人才的增量，但若要实现从“抢人”到“留才”的现实转变，则需要注重对人才地方认同与归属感的培育。
“地方感”的概念源自人文地理学，指代个体对于所在地方的认同、依恋与情感归属。有实证研究表明，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入地的地方感建构与其社会融合状态息息相关。同时，媒介化趋势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迁移流动人口地方感生成机制的复杂性。
因此，厘清社交媒体使用与知识型移民地方感建构的关系，对于促进移民在迁入城市安居乐业，形成地方人才支撑的长效机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深圳、北京、上海三座城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知识型移民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对其地方感建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不同于过去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等概念，城市新移民的概念更为关注城市化进程本身，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转型向新城市的迁移，且在新城市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具有在此长期定居意愿的18周岁以上群体。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其分为知识型移民、劳力型移民和投资型移民三类。
本研究将知识型移民概念化为：具备良好教育背景（大专以上学历）、掌握相应知识与技能，基于各种动机和际遇向新城市迁移，并在此工作、生活一年以上，且具有长期居留意愿的人口群体。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参考和借鉴已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且采用5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自变量即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此部分量表参考韦路、陈稳等人，并根据适用情境作出适当改编。在地信息生产包括发布当地信息、转发当地信息、评论当地用户内容和分享当地信息等；在地信息获取包括浏览当地博主/媒体内容、搜索当地新闻/话题、讨论当地事件/议题、查看当地好友动态和与当地好友互动等；在地社交活动包括线上结识当地新朋友、参与当地群聊、发起或参与当地相关活动等（1为基本不，5为非常高）。
中介变量即社会参与，主要考察知识型移民群体参与迁入地活动的情况。此部分参考借鉴张苏秋、任远、曾凡斌等的社会参与量表，包括参与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当地举办的大型活动、当地举办的联谊活动以及和当地朋友的聚会等的频率（1为从不参与，5为每次参与）。
因变量即地方感，本研究以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三个子量表进行测量。其中，地方依恋指个体对于地方的情感性联系，地方依赖强调地方能够满足人的欲求，地方认同则反映个体认为自己与这一地方的相关度。量表参考Qian等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的适用情境修改量表（1为很不同意，5为很同意）。
（三）数据来源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中国省际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地高度集聚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和超大城市。此外，既有数据和研究结果亦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呈现集聚效应，尤其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社会融合水平较低。以此为参考，本研究选取深圳、上海、北京三座一线城市为案例地，并针对居住其中的知识型移民以问卷调查形式收取数据。
本研究通过甄别题“你是否属于知识型移民”确定受访者是否属于本研究的调研对象，题目会将知识型移民的定义和条件列举其中，以便于受访者理解。若受访者选择“是”，将会进入后续填写部分，若选择“否”，则会被视为无效问卷，不会计入后续统计分析中。正式调研阶段，首先在线上招募来自不同职业群体的知识型移民作为“种子”，而后通过其社会网络逐轮发放问卷。调研于2024年3月―2025年1月期间完成，实际回收问卷500份，最终保留有效问卷396份，回收有效率为79.20%。
研究发现与对策
根据数据统计与分析，本研究有如下具体发现：
（1）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能够直接作用于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尤其在地信息获取是知识型移民地方感建构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早前已有学者指出，媒介时代人的地方情感是由媒介经验和直接经验共同构建而成，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前人观点。从具体条件来看，知识型移民的迁移活动往往是主动且基于个人发展需求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其对于迁入地的评价、生活设想在新移民群体中也更为现实客观，这或使知识型移民群体的地方融入路径更趋向于“认知型”而非一般认为的“社交型”，即偏好通过多元化的信息收集，如就业市场、住房政策、医疗保障、生活成本等方面来减少不确定性，以实现在新环境的立足。在调研过程中同样发现，不少知识型移民日常习惯使用小红书、抖音等各式社交媒体了解当地资讯，帮助解决生活难题，并通过这一系列丰富的联系构建对于城市生活的亲切经验。
（2）社会参与在社交媒体在地化使用与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建构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且在三种使用模式中，在地社交活动更多通过社会参与这一中介变量对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建构发挥作用。一方面，在地社交活动影响了知识型移民在当地的社会参与。社交媒体对于构建和加强人际联系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与陌生人建立新联系方面，也反映在将既有的线下关系“上传”至线上，并对此进行巩固和发展。甚至当中介化沟通无法完全满足情感需求时，社交媒体也可以是组织亲朋好友线下聚会、共同活动的趁手工具。作为高学历人群，知识型移民往往能凭借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生活自主权，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型移民在闲暇时间里更愿意与同窗、同好共同出游，维系友谊。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地社交活动是通过帮助知识型移民群体包容和维护更多弱连接、巩固强连接增进人际间的亲密与信任，甚至于产生与人见面的期待，而这也更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型移民群体对于参与线下城市活动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参与影响了知识型移民对迁入城市的地方感建构。从人口结构方面来看，知识型移民以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居多，日常乐于追求时尚、新奇的生活体验，尤其偏好在“酒吧”“公园”“健身房”“体育馆”等多元化的休闲场所移动。而在人文地理学者眼中，身体移动性是理解地方的关键成分，通过移动，我们得以获取空间知识，发现本质性的地方经验特质。也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中介化移动实践，知识型移民才得以在听觉、视觉、嗅觉等复合感知中拓展城市经验，并将陌生空间逐渐同化为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形成人地情感联结的基础。在一定情况下，当知识型移民对所处的位置和走过的路线经过线上线下反复确认后，还可能以此形成私人化的地图，并拥有某些重要的地方，这些地方承载着个体特殊的价值和记忆，并构成知识型移民对迁入城市的地方意象和情感网络。同时，社会参与也为知识型移民接触异质性网络，建立与当地社会的信任和情感关系带来了契机。当知识型移民进入新城市，往往面临着与原有社会关系地理上分隔，新社会关系尚未构建的局面，心理上容易感受到边缘和孤独的情绪，极为需要当地社会的接纳与支持。通过频繁参与当地活动，不仅扩大了知识型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接触面，亦有助于增强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情感联系，拉近社会距离。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亲密与信任，将作为一种积极反馈，弱化移民的边缘感，提升个体在迁入地的正向情感体验。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三点帮助构建知识型移民地方感的对策：首先，当地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信息框架效应和议程设置效应，对新移民开展有针对性的传播，潜移默化建立新移民对迁入城市的地方认知和亲切经验，尤其可借助社交媒体提升对当地活动的可见性，促进新移民对本地活动、事务的参与，以帮助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其次，当地政府还可借助相关平台搭建新移民与本地居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渠道，既让本地居民更好地了解和尊重新移民的文化背景，也使新移民拉近与本地居民间的社会距离，积累在地的社会资本；最后，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也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赋权，如通过关注当地社交媒体页面，了解当地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和事务，并主动参与其中，建立与迁入地空间、社区和人群的联系，并形成与他人共同的地方记忆。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以“地方之名”：社交媒体的在地化使用与知识型移民的地方感建构——以社会参与为中介》。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KS0hIU-2M2kqJW8zdMV_A。）
【作者简介】杨 帆，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詹莉宜，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