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元的城市营地项目这几天就要签约了。”3月31日，苏州市吴江区湖东社区党总支书记、湖东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杨丽莉告诉记者，这是公司成立以来的最大项目，预计为社区带来至少80万元盈利。

苏州市吴江区4家社区首吃“螃蟹”，去年10月接连办理营业执照，试点商业化运营，目前撬动社会资本近千万元。社区为什么办企业？螺蛳壳里做道场，能挣钱吗？社区活力如何激发？记者深入试点社区走访调查。

不再“等靠要”，社区挣钱了

湖东社区进门处，挂着一面色彩亮眼的招牌，上面有“自我造血”“一种既是公益也是商业的企业形式”“赋能15分钟生活圈”等标语，形象地向来往人们介绍一个生词——社区企业。

在江苏，社区企业是一个新名词。简单说，这是指以居委会作为特别法人身份发起，控股或全资成立，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服务为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开展经营管理，所得部分或全部利润用于持续反哺社区发展治理的特定经济组织，即一般意义上的社区社会企业。

刚听到“社区企业”这个词时，杨丽莉眼前一亮。她判断，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将是一场及时雨。

说“及时”，是因为杨丽莉正为钱发愁。去年，湖东社区想办夜校，杨丽莉在苏州到处请老师。但市面上专业短视频老师一堂课动辄千元，公益价也要好几百元。社区经费有限，很难开下去。“一期夜校办下来花了7800元。”杨丽莉一度很焦虑。

花钱之外，杨丽莉也曾向辖区单位“化缘”。2023年，社区找来附近商家开公益课、搞活动，居民们都很欢迎。但是，靠社区的号召力和社区书记脸面请人无偿投入，还是无法持续“发热”。

几次尝试后，杨丽莉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社区干部天天和居民打交道，对他们的呼声怎么能视而不见，但到底如何平衡居民需求多元和社区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杨丽莉的苦恼代表了不少社区书记的共同感受，也是当前基层治理的痛点所在。如今，社区是个“多任务处理器”，托育养老、文化生活、公共环境等都要做好，靠财政“喂养”很难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需求。加上社区资源整合半径小，长期“化缘”式的内循环无法持续。

传统办法难以解决新问题，能不能让社区自己运作现有资源？政务“包办不了”，志愿组织“做不专业”的领域，就是社区企业的空间。当时，成都社区企业已颇具规模，为了取经，吴江区委社会工作部组团去学习。

9月学习归来，10月拿下营业执照，湖东社区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杨丽莉走上创业之路。杨丽莉对8840户居民进行摸底调查，参与居民中72%希望增设医疗站点，65%期待教育培训项目，89%的年轻父母呼吁周边有个好去处。“孩子周末只能在家刷手机，老人配降压药要坐五站公交，想学插花但培训机构太贵，居民的需求具体而微。”她说。

很快，湖东社区梳理出9个居民需求量大的项目，经过社会招募和居民表决实际落地了4个。社区企业第一个项目就是和苏大夜校合作，苏大夜校一次性拿出150多种课程清单，以每节课50元的低价向居民开放，社区则拿出场地并收取场地费。“以前伸手要钱开课，现在开课还能挣钱。”杨丽莉坦言自己也没想到。

从“输血”到“造血”，杨丽莉打算把挣的钱花在刀刃上。今年，湖东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年净收益预计达20万元，其中80%的利润用于企业再发展，20%投入社区治理微更新、微服务项目。在她的计划里，社区企业还要拓展短驳公交、青少年研学、银发旅游、家政服务等项目。

“这应该是基层治理中一条重要的路”，杨丽莉尝到了挣钱的甜头。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崔效辉认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以“法人”地位兴办企业，法律层面没有问题。社区企业兼具公益性与营利性，把社区现有的资源盘活，用社区资产“盈利”，在靠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捐助外，又增加了“有偿服务”营收这一渠道，真正实现了社区公益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虽是“下海”，依然围着居民需求转

“社区开公司，能成嘛”，第一次“下海”的社区干部首先有这样的担忧。

谈起“下海”，吴江区江陵街道新柳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沈叶建第一反应是本领恐慌。沈叶建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是与居民打交道的行家里手，但论经营，他“一头雾水”，做第一份项目规划书，花了好几个月。“以前会花钱就行了，现在还得学会挣钱。”

不过，沈叶建有自己的主意。辖区面积约1.6平方公里，共有14个小区，近3万居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社区企业背靠街道社区，有公信力，不少人来谈合作。

心里有底后，沈叶建便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他说，社区企业引进的项目以低投入、轻资产为主。比如，社区里新开一家中医艾灸推拿工作室，合作公司仅投入2万元，居民消费可打8折。他还将目光投向地铁口与商场之间的一片空地，打算联合第三方公司做个美食夜市，首年利润预计5.2万元。

空间换资源，是社区企业初创期的通用操作。吴江区松陵街道湖滨华城社区有超1万平方米的场地，社区企业招募书咖、托育、健身房等多个项目，还引入快剪、缝补、创业服务等公益项目。湖滨华城社区党委书记吴春方告诉记者，这些场地以前免费使用，现在“在商言商”明码标价，用来承接会议场地出租、会务服务等。比如容纳500人的广场，收费标准为2000元/天，一楼报告厅1500元/半天，三楼书院1000元/半天。

为何不把闲置空间交给第三方公司运营？“引入第三方，可能出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便民服务弱了的问题，项目也不一定贴合居民需求。反之，由社区居委会主导的社区企业是个好选择。” 吴春方说。

有人曾对吴春方开玩笑说“开公司了，社区有钱了”。吴春方认为，社区开公司，还是要平衡好市场运作与为民服务的关系，利润应用于企业再发展及社区微治理项目。

目前，4家试点社区企业累计对接项目16个，撬动社会资本近千万元，开发17项高频服务场景，覆盖6.6万居民。吴江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张霞说，在“社区服务只增不减、企业经营便民利民、企业盈利反哺社区”原则下，试点企业通过“自营+联营”的模式，引导合伙人为居民提供服务项目，推动基层治理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

在招募社区合伙人时，和杨丽莉坐下来谈的意向合伙人有10多个。有人想迅速看到效益，有人说看不到前景、摇摇手走了。

面对每一个对社区感兴趣的人，杨丽莉总开诚布公地说，社区企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业，这里可能挣不到快钱、大钱。“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公司活下来、挣到钱，但宗旨是为了解决居民实际需求。”

为保障初创社区企业行得稳，吴江从制度上对企业性质、业务范围、注册要求、利润分配、组织架构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让社区有章可依，以制度赋能“松绑”。同时通过向纪委监委进行廉政风险报备，允许社区无偿将社区用房的使用权提供给社区企业，明确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在社区企业兼职不兼薪，为基层干部“撑腰鼓劲”。

敢吃“螃蟹”，亦须谨慎前行

在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深化、居民需求日益多元化差异化的形势下，探索社区企业已成为一种“先行先试”，为社区治理提供一条可持续的路径。如何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在社会创新中展现出更大潜力，社区探索面临诸多挑战。

2020年前后，成都在全国率先探路社区社会企业，目前仅新都区就注册了69家。“说到底，这是一种倒逼。老城区资源紧缺、需求高，自然走上一条遵循市场逻辑解决问题的路。”成都市新都区委社会工作部常务副部长刘鑫告诉记者，2022年，新都区桂湖街道锦水苑社区为解决车辆乱停乱放问题，通过居民代表大会，开辟路边停车场，并成立社区社会企业进行管理，每年增加60万元的公共收益。之后，社区还建了菜市场等公共服务场所，规划建设少儿主题商业街。

在国内多地实践中，社区社会企业发展出现场地资源驱动型、服务需求导向型、多元主体合作型等多种模式，面临政策法规不完善、资金短缺与市场发展困难、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公益与市场尺度难以拿捏，工作起来战战兢兢。”采访中，一位社区书记坦言。

崔效辉认为，社区企业毕竟是企业，其如何运营、投入的资本何来、利润如何分成、如何体现公益性、内部外部如何监管、亏损怎么办等问题，还有待更多制度建设和规范。

社区社会企业导师、成都新空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企业服务部主任李蓓说，在社区社会企业发展初期，建议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投资与合作，以成熟的经营引导社区理解市场经济，并辅助社区界定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支持社区社会企业常态化运营，为社区社会企业提供多元化发展路径。

李蓓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社会企业的支持力度和规范管控，加强社区社会企业之间、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跨界合作，制定行业标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推动社区社会企业行业整体发展。“最根本是持续培养社会认知，让公众积极参与到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中来，促使社区社会企业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区开公司挣钱，社区干部从商谈钱，本身就是一次变革。一位苏南某市社区书记坦言，他曾去成都学习，但很快否定了这条路，风险太大。他口中的风险，既有经营风险，也有廉政风险。

在放活企业经营和管牢廉政风险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刘鑫告诉记者，社区干部出于公心在企业任职，大多考虑先把钱挣回来，而不是自己能分多少。新都区在制度上规定社区企业收益10%用于激励社区干部兼职，但实际是“兼职不兼薪”。

企业为社区赚钱，但怎么把钱花好、花得规范也是个问题。“胆子可以大，步子还得小一点，稳扎稳打往前走。”杨丽莉说，社区公司扎根于街道社区，制度设计之初就明确，重大事项经由公司大会决策、社区“两委”审批、街道备案。日常监管中，街道纪工委一年一次审计、不定期督查，社区纪委、居监委一月一次对账。

“社区办企业这条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社区。”刘鑫说，未来最理想的方案是随着企业壮大，社区工作人员完全退出，由专业人士经营社区社会企业，“让市场归市场，公益归公益”。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倪方方 陈珺璐

图片 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