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中，行政检察既是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坚实防线，也是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为展现行政检察在化解行政争议、护航民生民利、深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为，本专栏将聚焦典型案例，解读政策法规，记录江苏行政检察积极履职、精准监督，为法治江苏建设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外嫁女，指的是与村外人结婚、但户口仍留在本村或户口迁出后又迁回本村的妇女。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与习俗的影响，“外嫁女”在原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宅基地使用权、征地补偿款分配权等权益保护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202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同发布了 6件关于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行政检察典型案例。案例无一例外，都关乎“外嫁女”权益保障。

本文选取了江苏检察机关办理的两起“外嫁女”案件，其中一例即为上述典型案例之一。她们的维权故事不尽相同，但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渴望被平等对待的心情是一样的，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一样的。“外嫁女”权益的保障，不仅是乡村治理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

同样的房子，不同的命运

秋叶想不通的是，同样是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房屋，为什么拆迁时一母同胞的哥哥可以正常获得安置补贴，而自己的房子却被强制拆除。

“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秋叶颇为气愤。

作为“外嫁女”，结婚后，秋叶的户口没有从扬州某镇迁出。她和丈夫、子女一起，继续在本村居住、生活，两个孩子的户口也落在了当地。多年来，他们像其他村民一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村里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村里开会或选举，我都一次不落地参加。发放惠农补贴，也从来没有撇开我们家。”对于自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秋叶十分肯定。

2012 年，因双方各自成家立业，秋叶与哥哥正式分家。兄妹二人重新翻建了老宅，两人均在祖屋的基础上各自建了一套 200 多平米的新房。此后，他们多次申请宅基地及建房手续，但因政策、规划等历史原因，一直未能办理。

5 年后，当地政府对秋叶所在乡镇实施征地拆迁。拆迁部门认为，秋叶属于“外嫁女”（当地俗称“姑娘户”），不能按照“独立基本户”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不久后便将她的房子强制拆除。而与此同时，秋叶的哥哥却顺利拿到了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

一家四口无处安顿，秋叶一怒之下，便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镇政府按照拆迁安置补偿的标准，对被强制拆除的房屋进行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镇政府拆除秋叶房屋的行政行为确属违法，由此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但是，秋叶翻建的房屋没有办理建房手续，不能按照拆迁补偿的标准，只能以500元／平米的房屋重置价进行赔偿。

案件审理过程中，镇政府也做出了让步：愿意赔偿秋叶 90 万元损失。法院予以准许并进行了判决。

“哥哥也没有办理建房手续，为什么他的房子可以按拆迁补偿标准，而我就不行？难道仅仅因为我是女的？”秋叶不服，提起上诉，历经二审、再审，均未获得法院支持。走投无路的秋叶只得向扬州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官在仔细审查案卷后认为，因历史原因，秋叶所建的房屋确实没有取得建房手续，法院的判决并无明显不当。很显然，裁判结果监督的方式走不通。

但经过进一步调查走访，检察官得知，秋叶的丈夫在原籍集体经济组织中既没有宅基地，也没有住房。一家人在房屋被强拆后，只得长期在外租房居住。

“这种情况，属于‘夫家’‘娘家’两头空的‘外嫁女’。”检察官认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秋叶应当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拆迁权利，检察机关应当支持其合理诉求。

“‘外嫁女’不能‘两头得’，也不能‘两头空’。”2022 年 6 月，在扬州市检察院、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两级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围绕秋叶的拆迁权利，一场公开听证会在扬州检察机关召开。秋叶夫妇、镇政府代表，以及由社区书记、妇联代表、人大代表等组成的听证员代表团都来到了现场。

会上，双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充分表达意见。三名听证员经过现场提问、明晰案件事实后一致认为：镇政府的做法，虽然受到当地传统习俗的影响，但缺乏统筹考虑，没有调查秋叶家具体情况就贸然强拆，导致失地村集体组织成员生活水平下降，给秋叶一家带来了实际困难。

听证员就和解方案进行了全面评估与多次磋商，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镇政府一次性补偿秋叶数十万元，合计法院审判时承诺赔偿的 90 万元，秋叶得到的补偿与拆迁补偿标准基本接近。随后，秋叶撤回了监督申请，一场长达五年的行政争议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离婚后，回不去的“家”

穿过长长的地下车库，田丽和她 70 多岁的老父亲领着记者一行朝她的新房子走去。

这是一套建筑面积不到 80 平米的毛坯房，因为没钱装修，从拿到房子至今，已过去了 4 个多月的时间。但为了这套房子，田丽足足等了 6 年。

在靖江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朱俊的眼中，田丽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外嫁女”，但她的故事更让人唏嘘。1999 年，23 岁的田丽嫁给家住同镇他村的吴峰，户口也从娘家迁入夫家，两年后孩子出生了。婚后，因田丽有精神障碍，夫妻俩经常因生活琐事争吵，吴峰遂以感情破裂为由到法院起诉离婚。2011 年，经法院调解，两人均同意离婚，儿子由吴峰抚养，田丽不支付抚养费。

离婚后田丽无房居住，公公看她可怜，遂将前儿媳留在了自己家里，还给她安排了一间小屋居住。老实巴交的田丽安顿下来，户口也没有从夫家迁出。

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

2015 年，田丽父母家拆迁；2017 年，吴峰家也被列入拆迁范围。

因房屋在吴峰父亲名下，所以便由吴峰父亲出面，与政府签订了拆迁协议。按照当地乡镇历来的拆迁政策，为防止有人假借离婚多得拆迁安置房，在拆迁启动前特定时间段离婚的妇女，一律不作为单独的拆迁对象，不予分配安置房。双方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照顾离婚后一直居住在前夫家的田丽 3 万元。

但这 3 万元的补偿款被前夫家直接领走，田丽不但没拿到钱，反而陷入了无房可居的窘境。这边，前夫一家将她的生活用品统统扔到门外；那边，不得不回到娘家的她与父母兄弟同住一个屋檐下，姑嫂间难免有怨言。而且，弟弟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家庭开支颇大，家庭矛盾日渐升级。

左思右想后，田丽多次找到村组织和镇政府，要求政府帮她解决居住问题。但是镇政府认为，拆迁时是按户拆迁的，田丽户口在吴峰家，而吴峰和其父母已经各拿了一套安置房，田丽应该找吴峰家协商，而不是找镇政府对其另外进行单独安置。

无奈之下，从 2017 年起，田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镇政府重新对其进行安置，分配拆迁安置住房。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她的诉求均没有获得法院支持。

2019 年，走投无路的田丽来到检察机关申诉。承办检察官经过详细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田丽的全部诉求，但是田丽的困境确实是在拆迁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的安置方案没有考虑到她离婚后户口仍在夫家的情况，导致其在娘家没有被列入安置对象，在暂时寄居的夫家也没有被列为安置对象。两头无着，影响了她的实际生活。

2022 年 9 月，泰州市检察院向该乡镇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根据田丽实际情况，对她作出切合实际的拆迁安置。

一个月后，乡镇回复：在充分考虑田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将给予其在某小区一套小面积住房的安置资格。根据政策规定，该安置房仍需支付安置差价 12 万元，这钱，镇政府帮助申请减免 3万元，但田丽自己仍需支付 9 万元。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田丽却因为这 9 万元又陷入了困境。

近年来，她因精神障碍，加上身体虚弱，几乎无法出去正常工作，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根本支付不了这些费用。

泰州市检察院继续与乡镇沟通、与田丽的前夫交流，最终形成了共识：吴峰家将原答应给田丽的 3 万元还给她，田丽的父母出资 3 万元，检察机关为田丽申请司法救助金 3 万元。很快，所有资金到位。2023年 8 月 21 日，在检察机关的见证下，田丽从镇政府那里拿到了自己的房屋钥匙。至此，一名“回不去”“留不下”、两边“无着落”的“外嫁女”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

（本文涉案人物系化名）

文字： 邓凌原 王烨 葛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