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吃到的烤红薯
朱文元
上世纪80年代，一个酷暑天的下午，我到医院门诊上班，发现一楼挂号室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声音嘈杂。我挤进去一看，是一名八岁左右的男孩睡在一张破旧的草席上，全身涂抹了一片一片的紫药水，一部分皮肤已经结了很厚的干痂。他脸上虽然也涂了紫药水，但两只晶莹的眼睛，炯炯有神。男孩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性，他不停摇着手中的草扇，一是为了赶苍蝇，二是为他的孩子降温。
从他和周围群众对话中，我知道他是来自山区的农民，家中唯一的宝贝儿子突然皮肤上起大水疱，从黄豆大到花生米大，溃烂后很难长好。在当地治疗没有效果，他下狠心把家中唯一的一头老母猪卖了，筹备一点钱，想进省城最好的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在门诊等了近一周，仍住不进医院。他们舍不得住旅馆，父子俩就在门诊大厅凑合着睡。卖猪的钱越用越少，他们十分焦虑。
我暗自忖度小病人为何未能及时住进医院。我当时管病房，病房有空床，没有人联系我，肯定是其他原因了。我在病房忙碌了一个下午，快下班时，通知我有一位重病号来病房，我立马去看，原来就是我中午在门诊挂号处看到睡在草席上的小患者。我一边询问病史，一边立即清洗创面、换药、包扎，忙完这些事情，天已漆黑。
接下来两个月内，我和小孩父子天天朝夕相处。小孩患的是大疱性类天疱疮，我用最便宜有效的药物地塞米松给他治疗，水疱很快被控制，旧有的糜烂面迅速愈合，厚痂脱落，皮肤外观逐渐恢复正常。吃激素后，孩子长胖不少，小脸变圆，大家都喜欢称他为小红豆。因为他家住在山区，外出看病不方便，我决定替他把激素减到最小量，再让他出院。
小红豆在病房很讨喜，病人都称他是我的小跟班。我在治疗室为患者换药时，他帮我传唤患者进来，给我递外用药盒、纱布、绷带等。他机灵聪明，对病友说他将来也要做皮肤科医生。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庄稼汉，身体健壮，不善言辞，每天帮病房工友打扫室内外卫生，送开水、推重病号去做特殊检查。他们父子共睡一张床，只订一份病员伙食，每天订的餐是最便宜的——一碗米饭一份素菜。开饭时，我经常去帮送餐员分菜，遇到他们父子，我总会多舀一些给他们。他们很自觉，他们很勤劳，他们很讨人喜欢。
日子过得飞快，住院两个月，孩子口服的地塞米松快减完了。一天，他父亲问我后续治疗的措施，我详细为他介绍。他也告诉我一开始住不进医院的原因，是他凑不够住院预缴费，后经特批才住进医院。有一天，护士告诉我：小红豆已经3天不见人影了。我走到他的病床旁边，他床头柜中的灰色蛇皮袋不见了，我心中暗想：一只受伤的小鸟伤愈后飞回故乡了，祝他一切顺利。
其实，每年都有付不起住院费悄悄“逃费”出院的病人。当时，医院还会根据财务处列出的欠费名单，派医生两人一组到各地去“要钱”。几年后，医院一位去“讨债”的医生告诉我，他们去了小红豆家，只见两间旧草房，两头小猪，几只母鸡，值钱的东西一样没有。唯一的变化是小红豆又长高了，更懂事了。派去的医生开不了讨债的口，只说受朱医生的委托来看望你们。两人坚决不肯吃饭，临别时小红豆硬塞给他们三个现烤的红薯，特别提醒一个是送给朱医生吃的。
后来他们告诉我，翻山越岭走出大山时，他俩把三个烤红薯当午饭吃了，觉得特别香甜。他们还跟我说，抱歉没有留给你。我笑答：我们都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朱文元口述 周宁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