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中国在这场特殊的战“疫”中再一次彰显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民族精神，国际舆论也从最初的心存疑虑、褒贬不一转变为普遍赞誉。然而，严峻的现实并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懈怠，国内疫情尚未解除，世界上又有多个国家先后出现病毒蔓延。毫无疑问，对这场疫情的深层反思刻不容缓，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理应肩负起这个责任。

虽然关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进化和作用机制仍在探索中，但已有的医学研究均表明，这次疫情的暴发与2003年的SARS存在惊人的相似，即都与非法猎捕和食用野生动物有关。这就提醒我们，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1962年，一本由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撰写的著作《寂静的春天》横空出世，犹如一声惊雷，响彻当时还陶醉于工业文明对自然疯狂征服的世界，引发了极大争议。身患癌症晚期的卡逊女士因此遭到美国利益相关部门的猛烈抨击甚至诋毁，两年后黯然离世。这本经典著作成为生态批判的里程碑式起点，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后来的一系列生态立法和环境保护部门的成立，激励着一代代环保主义者前赴后继。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同领域的中外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方面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讨。它们以其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敬畏、对美丽家园的真挚关怀、对生态失衡的愁绪忧患、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发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公地的悲剧”（哈丁）、“自然的反抗”（霍克海默）等铮铮警告，提出“占有还是生存”（弗洛姆）、“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科威尔）等鞭辟入里的拷问，极大推动了生态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生态系统是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因而生物与环境是不可侵害的整体。中国古代就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的生态哲学思想，历朝历代都不乏环境保护的严苛律令。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中记载，如果有人违反禁止填井、伐树等禁令，一律处死，且不允许赦免。《秦简·田律》中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这些都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面对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之后的现代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由片面追求利润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失衡。在这种资本逻辑的强烈支配下，必然会出现对自由市场近乎信仰般的推崇以及不计后果的“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为资本利益所构建的“创造性破坏”的反价值生产机制，让这个世界彻底沦为“朝生暮死的物世界”，所有精心编织出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都不过是为商品开辟销路的诡计。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以至于人的价值要由其所占有的物质财富来确证。因此，无论是吃野味、穿皮草还是别的什么奢侈消费，其实都只是个人身份和地位的彰显，这其中的意义远大于物质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虽然已经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来临并为之抗争，但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人类在这数十年的发展中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却有增无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困境仍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因此，想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问题，仅靠颁布一些新法令，关闭一些污染源是不够的，所谓的乌托邦式的道德救赎注定只是环境保护者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归根结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带来的现代生态问题的解决，植根于更深层次的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它包括对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民众意识等多方面的变革。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告诫我们，当前的人类世界，无论是经济发展理念，还是生态观念、生活方式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单凭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是不够的，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现象描述上也是不充分的，只有进入哲学层面，建构起一种蕴含生态要素的认识世界的新范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正如《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所说：“一个范式就是一种世界观。”这就提出了“哲学走向荒野”的时代任务。

（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