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属溯河产卵洄游性鱼类，每年10-11月，它们到长江上游繁殖。随后，幼苗顺江而下，到长江口稍作停留，然后在大海中发育。性成熟后，中华鲟游回长江，继续繁殖后代，往返路径长达5000多公里。正是由于这种执着的“千里寻根”的习性，人们称它为“中华鲟”。
近年来，受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砂采石等影响，长江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不仅珍稀特有物种全面衰退，白鱀豚功能性灭绝、白鲟野外绝迹，中华鲟极度濒危，就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长江中消逝。
艰难的找寻
2017年11月24日，是水生态修复研究室副主任姜伟3年来最兴奋的一天。当天上午10时许，在葛洲坝下游约400米处的江面上，他和同事们像往常一样拉起专业采集中华鲟卵的网具。一小团粘在一起的黑灰色颗粒物挂在网上，姜伟拨开水草仔细辨认：“是中华鲟卵！终于找到了！”
野生中华鲟正常产卵期为每年10月至11月，上次监测到其自然产卵是在2012年11月中旬。而随后的2013年、2014年，科研人员都未在葛洲坝下游的传统产卵场里监测到野生中华鲟产卵行为。
直到2015年春，上海长江口出现大批中华鲟幼鱼。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检测遗传背景，确认该鱼群为中华鲟幼鱼。
这意味着，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场可能发生了转移。同时也意味着，野生中华鲟种群仍然在顽强地生存。
2015年10月，农业部组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等，启动中华鲟新产卵场大型科考。4个多月时间里，近200名科研人员，运用声学探测、食卵鱼解剖、江底采卵等多种技术手段，在宜昌至安庆1041公里长江江段展开拉网式搜寻，试图寻找野生中华鲟产卵迹象，然而，一无所获。
人们没有放弃寻找。2016年11月初开始，上述几家科研机构继续在葛洲坝下江段展开中华鲟繁殖监测工作。2017年11月18日以来，伴随着降温，科研人员及时加密布设网具，于24日终于监测到中华鲟产卵。姜伟介绍，根据鱼卵发育情况推断，产卵时间为24日凌晨。
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姜伟和他的同事们，一共采集到了1000多粒中华鲟卵。“这应该是同一批中华鲟卵。在2000年以前，每年可以采到两批中华鲟卵，之后每年只有一批，偶尔有两批。”姜伟说，根据声呐监测，洄游来坝下产卵的亲鱼很少，只有个位数，具体数量还要做分析后才能确定。
2016年12月17日上午，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实验室。上千条中华鲟幼苗在培养皿中游弋，大的有3厘米，小的约2厘米。
姜伟差不多每隔1小时左右就会来看看，他注视这些鱼苗的神情，就如同看着自己的孩子。
从事中华鲟研究11年，姜伟已经3年没有看到这样漂亮的野生中华鲟鱼苗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着这批鱼卵长大，明年放流到长江。“我们也会留下少部分，用来优化人工繁育资源。”重新发现中华鲟卵的喜悦过后，是深深的忧虑，姜伟明白，明年能否打捞到野生中华鲟卵，还是个大大的未知数。
未卜的命运
“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野生大熊猫数量有1864只。目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产卵的中华鲟有多少？大概只有百头。可以说，中华鲟的生存危机比大熊猫更严峻。”农业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处长赵依民说。
中华鲟种群自白垩纪延续至今，已历1.4亿年，是最古老的鱼类之一，亲历了长江的形成和变迁，也见证了恐龙的繁盛与灭亡。中华鲟被誉为“水中国宝”，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科学界对中华鲟的第一次认识始于1972年。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对该省境内长江段的中华鲟、达氏鲟进行调查，才有了中国科学界对于中华鲟的第一次认识。
中华鲟属溯河产卵洄游性鱼类，每年10-11月，它们到长江上游繁殖。随后，幼苗顺江而下，到长江口稍作停留，然后在大海中发育。性成熟后，中华鲟游回长江，继续繁殖后代，往返路径长达5000多公里。正是由于这种执着的“千里寻根”的习性，人们称它为“中华鲟”。
然而，这条寻根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捕渔网、螺旋桨、电鱼器、还有化工厂排出的污水，都有可能让中华鲟的寻根之旅变成绝命之旅。
1981年葛洲坝的修建，更是截断了这一古老物种亿万年来的洄游通道。中华鲟在长江的洄游路径缩短近一半，其命运也由此被彻底改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说，1981年前，洄游的中华鲟最远能游到金沙江，天然产卵场至少有16处。1981年后的天然产卵场，仅葛洲坝下江段这一处。“记得截流后好几年，坝下游经常可以看到中华鲟的尸体，都是为了到上游产卵撞上去的。过了好几年中华鲟才适应了这个产卵场。”
事实上，在2013、2014这两个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产卵的年份里，科研人员并非没有检测到亲鱼。
为什么中华鲟回来了，却不产卵呢？
长江上游水坝和三峡水库产生的“滞温”效应，被认为是影响中华鲟产卵活动的关键因素。危起伟介绍，中华鲟需要冷水刺激性腺发育，其适宜产卵的水温为16℃-20℃，而三峡库区犹如一座“温室”，扰乱了它们的生物钟。
还有一个实证：2014年11月，科研人员对一条不幸身亡的中华鲟解剖发现，其性腺中脂肪很少，卵已经退化。成熟的中华鲟卵应该呈椭圆形，颗颗分明，而这只中华鲟的卵已经成“稀饭”了。
2015年5月4日，WWF与长江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合作举办中华鲟放流活动，3000尾年幼的中华鲟回归长江。当天，由WWF发起的追踪活动—“护航中华鲟”，也在放流日当天启航。
“以前中华鲟比较多的时候，科研技术跟不上；现在技术有了，鱼却没有了。”危起伟说，中华鲟身上保留着许多生物进化的痕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被誉为“长江活化石”。
他认为，中华鲟种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自然繁殖，而人工增殖只能是辅助手段。在长江入海口的监测结果表明，人工放流的中华鲟仅占中华鲟总量5%，其对野生种群的补给作用无法确定。
最后的拯救
2015年10月，农业部发布《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2015年底寻找新产卵场的大型科考便是该计划的首个行动。《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提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遗传资源保护和支撑保障的总体行动方案，以期缓解不利影响、减缓中华鲟的衰退趋势、实现物种延续。
“拯救的前提是，找到洄游中华鲟的所有可能的栖息地，尽快成立保护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成友连续两年坚守在长江石首至武汉426公里江段，运用超声波探鱼仪、水下视频观测等手段，寻找中华鲟可能的新“产房”。2015年春夏长江口出现的野生中华鲟幼鱼来自哪里，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王成友和他的同事们期待新的发现。
在王成友眼里，中华鲟很神奇：它们不仅能精准地在茫茫大海中找到长江口，逆江而上完成种群代代延续，并且在一年多时间、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过程中，粒食不进，表现出惊人的耐饥、耐劳、辨别方向的能力。“这个谜底，仍有待我们去解开。”
王成友不希望，长江中的另一个古老精灵白鲟的命运重演：我们还没了解白鲟的时候，它就已经没有了。“2002年前后，白鲟也是突然消失一年，第二年又出现，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文章转载于 中国周刊
作者：陈凌墨 赵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