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正值中国春秋晚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挖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这项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运河工程在《左传》中记载如是：“吴城邗，沟通江淮。”

邗沟经邗城（扬州）到末口，全长四百余里，它当然属于吴王夫差，但历史本身是富于智慧的，这种智慧是一种远远超出个人才略的理性选择，中华民族需要一条南北方向的运河，而这条运河最早形成的段落就该在江淮之间，邗沟所属的地段正当后来逐步形成的南北大运河的中上段，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个部位也因此一直成为整个大运河中最为丰韵成熟，也最为敏感多事的地段。

流过战争的血雨腥风和王侯将相的权力争逐，邗沟又回归于平民母亲般的本色。它淡淡妆、天然样，流进菜花、渔歌和舟楫欸乃之中。和平时代，运河是一种默默的滋润，一种生活的鲜活，一种从容舒展的生命信号。江淮运河来了，它获得了沿途所有的色彩、气息和生命情调，抖擞精神流向北方的黄土地。它把青春和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带着古老的长江文明向同样古老的黄河文明呼唤，期待着更加富于激情的牵手，更加恢弘壮丽的融合。

中国的历代帝王大多定鼎于北方，目光又往往关注着更北方的大漠边关。在他们中间，隋炀帝杨广比较早地具有南方意识，一个日益富庶和觉醒的南方正以它精美而富于灵性的生活方式进入北方的视野。在大隋帝国的旗帜下，南北财货融会贯通，八方衣冠各竞风流，这才是泱泱大国应有的气象。大业元年（公元六〇五年）三月，杨广登基不久即连下两道诏书，宣布开挖通济运河和重开邗沟运河。

通济运河由洛阳东下山阳（淮安），邗沟运河由山阳南下江都，两条运河全长二千余里，黎民之怨，苍生之血，史不绝书。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一项惨无人道的工程，却绝对不能说这是一项愚蠢的工程。大运河的开凿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渴望与杨广个人风格的统一。文明的进步有时需要强权的推动，这中间既有生灵涂炭的孽债，也有国家和民族的整合之功。

大业四年正月，杨广又征发河北军民五百余万开凿永济河，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北京）。而作为大运河最后完成的段落，江南运河的开通则把永济河、通济河和邗沟一直延伸到钱塘江畔的余杭（杭州）。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告成，时在大业六年。

大运河的通达是全方位的，大运河通了，中国的血脉也通了，大运河活了，中国的精气神也活了，大运河容光焕发，一个让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为之自豪的大唐盛世正在仪态万方地走来。

作为农耕中国的生命线，漕运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厥功至伟。疆域辽阔的秦汉大帝国是以邗沟和鸿沟的开通为前奏的，而人们一直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其源头无疑应该上溯到隋唐大运河的清波。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几代王朝的都城自长安逐渐东移，从起初偶尔“就食东都”到最后落脚开封，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政治情势的驱迫，而是为了迁就大运河的供养。

北宋首都开封是十二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城市，泱泱京师，百万生齿，命运尽系于汴河（隋代称通济河）。汴河岁漕六百万石，最高时达八百万石。北宋中后期置汴漕二百纲，计漕船六千艘，这些船队常年往返在淮南至京师的千里运道上，所谓“汴京富丽甲天下”，其实全赖汴河供养之功。开封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风貌，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生动的描绘。但舳舻相继的汴河漕运到了这一时期已是回光返照。北宋晚期，宋徽宗为了在京师营造艮狱，竟侵夺漕船运送花木奇石，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花石纲”。政治腐败加上穷奢极欲，到了这时候，离亡国已经不远了。

“靖康之难”后，汴河随之湮灭，邗沟的风光不再，只剩下江南运河一枝独秀，支撑着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长河千古，沧桑无语，但其中昭示的历史规律却令人警醒。运河、国运互为依存，山河破碎，万方多难，运河亦憔悴支离，如美人迟暮。

公元一二七一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以大都（北京）为京师。

隋唐运河历经战乱，到了元朝初年已不复畅通。而随着王朝中枢北移，原先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运道亦不合时宜，开辟经山东入京的漕运通道成了新王朝的当务之急。

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十二月动工的济州河是南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的关键运段。工程完工后，漕船过了淮河用不着向西绕道，行程比以前缩短了三分之一。为了解决山东境内运河的水源问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又役伕三万开挖会通河。至元二十九年，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竣工，至此，杭州经由山东到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庞大的漕船编队从江南起航，扬帆三千五百余里，可以直抵大都积水潭。这个长度尽管比隋代运河缩短了一千八百里，但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条时间之河，那么夫差、杨广和忽必烈则分别站在它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旧王朝灭亡了，但大运河还在，在它的视野里，有着比王朝兴衰更值得关注的风景。

依然是淡淡妆、天然样，带着日月星辰的顾盼和四时不衰的传奇，大运河即将流过匆匆登场又匆匆谢幕的元王朝，流进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明清大一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