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精神信仰的体现。革命精神首先具有个体主体性,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发挥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通过自我意志努力将精神的需要超越感官满足的层次,上升至理性、信仰的层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将内化于心的革命精神外化为行动。革命精神还具有公共性。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还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一以贯之,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价值取向的公共性。

　　革命故事的讲述既要有国家层面的大局讲述、“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微观叙事和生活叙事。时代需要航标,社会需要榜样。运用榜样的力量,将不同时代所宣扬的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化为个体的人、物与事,成为人们可亲近、可践行、可模仿的具体形象,从而达到将革命精神传播于大众,内化为普罗大众所遵循的行为准则。新时期的革命理想, 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不仅要走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还要弘扬中国精神。

　　因应时代潮流的革命精神弘扬。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变迁推动了个体化进程,将众多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个体化”成为现代性社会的基本表征之一,成为人们的普遍期许。这一趋势间接导致了个体主体性在精神生活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区别于以往文化形态的“自我文化”。正在发生的个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给国人的精神生活带来冲击,对革命精神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既然个体化社会趋势不可避免,如何有效应对个体化社会的挑战,促进社会群体对革命精神的认同与内化,必要的措施和路径便是必要的。因此中国革命精神个体主体性维度可以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通过革命故事的讲述,将革命精神的内涵内化为现代人遵循的价值规范。

　　革命精神的仪式化传播。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采用过量的灌输式、说教式的传播方式,不但不能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仪式化传播的最高境界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序的、有意义的、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仪式化传播的特点、目的与传播革命精神的目的即构建红色信念与价值认同是高度一致的。革命精神传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空间上开拓版图,更需要的是在时间与深度上延续与深入。仪式化传播的效能高度满足了此一需求。

　　构建协同机制,实现社会—家庭—红色文化场馆紧密对接。传播革命精神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育人工作,“育人以合力为上,以分散甚至抵触为害。”构建协同机制,第一应是实现红色文化场馆—学校衔接。红色文化场馆应根据自身藏品和展览等具体情况,与学校中的相关思想政治教学内容、教学话语等相互贯通。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主动构建适应学校教育教学机制的传播话语,编写相关传播文本、教材,以供学校师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选择。

　　重视革命精神的转化,实现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叠加。革命精神的核心要素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革命精神具有崇高性、聚合性,强调个体牺牲等特点,这些人生价值选项与当今的社会群体所经历的生活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因此导致了革命精神在社会群体间的传播存在认同与内化困境。教育对象以及时代的变化决定了革命精神的传播必须要加以转化。为了适应新时代社会群体的特征,在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中,在红色文化传播中,将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性教育、公民精神等相结合,用当今的语言和辞藻,再现革命精神的时代意义,实现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叠加。

　　(作者分别为渡江胜利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渡江胜利纪念馆综合业务部副主任、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