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论引导。”马克思主义“行”不是自封的，而是由其内在理论品质决定的。1920年12月、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两封信中探讨了改造中国的计划和方案，重点解开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疑问，阐明了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五四运动前后，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涌入中国。选择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焦点之一。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改良主义、工团主义等主张温和的变革，试图用教育手段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这些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在信中，毛泽东首先指出，“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其次，毛泽东认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反动力量是不能凭教育之力推翻的。第三，毛泽东认为，即使用和平手段能实现共产主义，那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教育手段决不能完成这项紧迫的任务。在批判改良方式的同时，毛泽东十分赞同蔡和森“组织共产党”“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提出用革命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唯一可行的。

　　在明确改造中国的方式之后，毛泽东在信中继而探讨了“极为紧要”的“同志联络问题”，分析改造中国的依靠力量。自鸦片战争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八十年间，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和奋斗。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给予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由于领导阶级的局限性，革命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革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其主要原因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要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人格光明、思想向上都应该与之联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改造中国要依靠大多数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之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阐述唯物史观和唯理观的区别。蔡和森认为人和社会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而唯理论“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是有产阶级的思想。毛泽东对蔡和森的来信“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们都充分认识到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指出唯物史观是能够被客观事物证实的科学理论。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考察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从而实现了认识社会方法上的变革。唯物史观揭示社会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第一次使人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社会历史，不会“被人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人民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人民探索奋斗的伟大实践之中。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研究员，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