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21世纪中国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放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有助于理解国家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调整的深刻意义。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深化认识。

　　第一,深刻把握贫困的本质。当前贫困的实质,在于国民经济不同阶段的资源性与制度性条件的短缺单一或同时存在。当前我国的贫困大多数集中在山区和传统农区,主要是因为此类地区没有自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条件。任何领域只要劳动力、土地、资本三要素长期流出,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衰败和环境破坏。

　　第二,准确认识新时代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拉动增长带动的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有所缓解,但贫富两极分化却趋于严重。这是经济基础最突出的不平衡,容易导致上层建筑中的治理失序、文化劣俗。

　　第三,客观看待发展中的成本与收益。我国的工业化是在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实现的,但也因此产生了高昂的成本,必须进行生态文明转型,并把海内外、宏微观、政治与经济等多种条件因素纳入其中做综合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成本和收益应该是对等的,但现实中我们往往看中发展带来的收益而忽略成本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两次靠财产分配而大面积脱贫的经验。第一次是1950年代消除绝大多数“绝对贫困”,主要通过彻底的土改,让农民成为小有产者,农村两极分化的状态彻底改变,并形成支撑工业化建设的制度收益及稳态的社会基础。第二次是1980年代再度大面积消除农村贫困。在外债和赤字压力下实行“大包干”为主的农村土地改革使农民得到“自主发展权”:不仅可以在农业上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还可以发展乡镇企业,通过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城镇化获得现金收入。农村经济发展增速连续四年快于城市,很快缩小了城乡差距。

　　从国际实践来看,在消除贫困方面有两种教训。一是激进地“去乡村”可能造成拉美化陷阱:高度城市化与贫民窟同步,造成高负债及依附性。这在客观上与过度城市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加快土地集中和城市化,会带来贫困群体在空间上的集中,势必派生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治理等国家安全问题。二是对于人口多土地少的国家来说,土地私有化恐怕也不是一个合理的反贫困选择。比如,印度土地私有化造成三分之一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社保的绝对贫困之中。

　　对于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来说,乡村振兴才是夯实基础的主攻方向。这意味着推进城乡融合,使业态的多样性创新可以直接在乡村领域得到实现。为此,我们的反贫困一定要和乡村振兴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进入21世纪,中央明确把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发展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先后提出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2012年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并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5年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且确立2020年消除贫困的战略目标;2017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扶贫作为第一大任务。这个决策过程体现出把消除贫困与生态文明相结合的中国道路。脱贫攻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文明的综合战略部署,即包括山水田林湖草的全域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

　　在生态文明战略引领下,推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需要实现乡村生态经济“六产化”:一产农业要绿色环保,发展立体循环农业和两型经济;二产增值靠乡村百业DIY,以及传统工艺作坊,实现生态化的产业兴旺;三产发展要农旅运三结合,运用定制化等新模式;四产升级要结合农事体验发展乡村教育和多元文化;五产是在前面四个基础上才能形成的无价的生命产业,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养生、养老及中医药养病等可以生发更多创意题材;六产则是乡村复兴为基础的历史传承。

　　乡村绿色资源属于公共品,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用公共投资带动起来,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本,从以往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这一过程需要深改设计和制度创新,关键是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靠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综合性合作社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农民主体性;二是靠农业进城和市民下乡,通过城乡融合促进要素双向流动;三是靠生态资源价值化、绿色资产要素化,构建地方性多元资本市场,以市场投资替代财政负担。

　　希望江苏尤其苏北地区主动转型,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把生态资本深化作为引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