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原副主席、清华大学博导 徐善衍

　　声音

　　毋庸争辩，科技发展水平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最重要的尺度！这足以使各国把发展目标都聚焦到“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发展”上来。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以及国际间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宏大系统工程。从文化角度看，首先学校教学应重视培植自生根的科学文化。

　　在中国科技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我认为答案是简单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还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文化基础。

　　我认为，人类是生活在三个世界之中：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探索求知又是人的本性，人类也因此产生了对应这三个世界的知识体系，这就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贯穿这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并形成当代科学的全部内涵。在持续了23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里，我国与上述三个方面知识体系所对应的主流文化是儒、道、释（也称佛学）。

　　孔子倡导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老子坚持“无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佛学强调“因果报应”“善待生命、为修来世”等学说，其主调是突出人的被动属性。这些对中国的人性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束缚是不能小觑的。

　　从晚清中国人提出“西学东渐”的目标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我从1996年进入科协工作至今20余年，同期参与、跟踪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工作，回顾和总结过去，得出的结论是：公民的基本科学素质主要靠学校来培养，学校应当成为培养国家自生根科学文化的一片沃土。

　　创新与普及是科学发展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也是建设科学文化的过程。

　　我们应该重视公司企业里的学习和研究。2001年，我带队去美国考察，白宫科技办公室副主任谈到美国面向全体公民的科学教育有三个维度：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其中她反复强调的是岗位、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是在职业化、专业化岗位上度过一生，有了大学文化基础以后，在特定的岗位上能否把学习、工作和研究结合起来，这才是关键。产、学、研相结合，这是我国早已提出的一个很好的科技创新发展方针。但产、学、研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轮驱动在同一个产业或企业上。我认为产、学、研相结合不仅是企业与学校、研究院所之间的合作，也可能是公司企业内部的三方融合。

　　科技创新发展应坚持专业突破，有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方向。中科院近几年的权威性文章都提到：科学向着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西方哲学在近代有个被称为“走廊哲学”的学派，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学科的不断分化如同人们忙碌在一座大楼的各个房间，但他们总要走出来，在走廊和大厅相见，这个走廊和大厅就是社会生活和实践。我看到日本科技馆的理念就是要努力建造一个公众与科学连接的桥梁，如琵琶湖自然博物馆，组织了十余个有当地居民参加的生态调研组参与博物馆工作；东京的未来馆，每一个主题展厅都有征求参观者意见的平台，每年有千余条公众对科技发展的要求和建议分送到不同的研究单位，体现了科学发展与大众的互动。怎样让科学更好地回归到“科学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应该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本质特征。来源：《今日科苑》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