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200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寻求普世伦理》等20余部著作,译有《道德语言》《政治自由主义》等20余部著作,主持编译《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四卷),迄今用中、英文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300篇。

　　记者:自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您进入伦理学领域已经40年了,能否谈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伦理学?

　　万俊人:人们常说:“对于中年人而言,过多地回忆过去意味着衰老。”好在我还有另一种理解:只要保持学习者的心态,回忆无非是人生学术的自我温习,从容回忆总会有温故知新的感受。

　　我没想到自己会学哲学,因为1979年我的高考成绩相当不错,总分超过北大文科录取线,还考了两个湖南省第二:历史和政治,当时报的是中山大学中文和历史,根本不了解哲学。但奇怪的是我却被录取到哲学系,所以大学第一年我没有好好念,总是想调系。到了第二学期的后半段,调换专业已不可能,我才开始真正沉下心来学哲学,因为没办法改变,就只能好好学。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的老师鼓励我考北大研究生,所以198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到了西方伦理学专业导师周辅成先生门下。我非常感激周辅成先生,因为他,我终于走上了伦理学的学习之路,至今尚在途中。

　　40年过去,我的经历让我确信,走上伦理学道路于我是再适合不过的学术选择。在哲学的知识王国里,玄思是一种永恒的诱惑,唯有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最能让人既可高挂抽象玄思的云帆,又能行进在生活之海的波谷浪尖。时至今日,我很庆幸自己的志业承诺。

　　记者:简要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历程,您是如何“高挂玄思云帆”,在“生活之海”劈浪前行的?

　　万俊人: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期间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学术工作都集中在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研究上,主要是关注西方伦理学史的发展,尤其注重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个案研究。1992年夏至1993年秋,在哈佛大学的访学对我个人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也可以说是我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我认识到,做一个伦理学史的研究者可能并不能成为我学术人生的全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出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背景的考虑,单纯的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意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自己原有的知识领域,将自己的学术视野转向中国伦理文化。

　　除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外,我对自己过去做学问的方式也有一个自觉的反省,我开始计划翻译一些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将国外的学术资源尽快地引进国内,让学者共享。从1994年至2000年末,我自己翻译和主持编译的著作大概有11本,已经出版了7至8本,其中包括麦金太尔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等。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先生说过,做研究最需要了解的是两点,一个是最原点——“基础”,就是古典的东西;另一个是最前面的一点——“前沿”,一个学者如果能两极用力,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张力就非常大,张力大就是创造性强。

　　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的学术经历发生了从西转中、从上转下的转变,我开始涉足应用伦理的领域,如经济伦理、全球伦理和社会公共管理伦理等。我的考虑是,能够从西方伦理学的知识积累逐渐进入到中西文化比较,根据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建立与之相符的学术立场,进而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对整个现代性道德课题有一个总体的理论解释和把握。

　　记者:随着社会现代性的日益强化,伦理学的知识边界不断扩展。如果我们重新对伦理学划定范围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

　　万俊人:通俗地说,伦理学就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学问。但发展到今天,伦理学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际关系,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受到伦理学的关切和探讨。法律也要协调人际关系,但法律强调人的彼此对等和正义。伦理学当然也主张公平正义,但其方式和解释却与法律殊为不同。比如,母子关系是天然的伦理关系,婴儿一哭母亲可能就要不顾他人去哺乳,这其实是遵循母性慈爱的伦理“本能”。反过来,婴儿什么都不懂,饿了就哭闹,得到满足了才会停止哭闹。在此情形中,无所谓公平正义,只有母爱。可见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是有差别的,伦理讲的不是简单的对等正义。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说,母亲完全是奉献的,婴儿是索取的。所以在伦理学视野里,母亲是天然的利他主义者,而孩子是天然的利己主义者。等到母亲老了,这种伦理关系的内涵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伦理学告诉人们的是,人有的时候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放弃一些权利;另一些时候则相反。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现象,如何从现代公共伦理建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

　　万俊人:如何认识和料理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和公共信仰问题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课题,无论是对于曾经的欧美社会还是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都是如此。社会转型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革命性、颠覆性的;另一种是结构性、体制创新型的。我把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比喻为“火车加速拐弯”,意思是说它既有社会基本结构和体制的转变,又在不断加速中进行。而加速拐弯必定使我们的社会改革风险加大,成本或代价急遽增加,包括政治风险、资源成本、环境代价和教育、道德、文化暂时滞后发展的代价。

　　用历史的眼光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消极的道德文化现象,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做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结论;用辩证的方法分析,我们的眼中就不会只有见死不救、道德冷漠、商业欺诈这些触目惊心的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景象。确实,处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触目惊心与感天动地同样凸显,对照如此炫目,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感慨是不难理解的。当下的困难在于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来看待这些问题,更重要而关键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心态应该基于健全理性而非片面激进,我们的姿态应该是积极参与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改善和建构。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社会,传统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体性的道德伦理已不足以料理日益开放的公共道德问题。现代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规范体系则更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公共化、组织制度化的普遍伦理要求,因此它必须建立于两个公共基点之上:其一是现代法制体系,其二是现代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立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并赢得公共信任;确立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现代公共道德伦理才能获得其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引领力量。

　　记者:作为伦理学大家,您能不能在治学方法上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万俊人:以我的经验,要在学术和科研的道路上走,还是要夯实自己的基础,基础扎实才能行稳致远。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读书。我记得当时我读外文原著就读了将近300本,每天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大概超过12小时。那时候没有电脑,就做读书卡片,把英文翻中文,然后做注释,我的卡片柜里面有将近三千张卡片,读书卡片对我的学术写作和教学都是极其有用的。盛夏的时候没有空调,在家里写文章,凳子烫屁股怎么办?蹲在凳上写。我的第一部“成名作”《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两卷初稿120万字,我抄了3遍,一共360多万字。

　　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学术还是科研,基础学识是最根本的。就像武林一样,童子功怎么样,决定了最后的武功境界能够到达什么程度,这一点一定不能忽略。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我认为是三分天才加七分勤奋。勤奋主要在于知识基础的积累,厚积薄发。

　　另外,永远保持学习的姿态,向先辈古人学、向同行学、向一切具有先进知识和学术经验的人和群体学习。学习是学者的永恒美德,真正强大者实际上是最平凡的学习者。只有会学习的人,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给人类社会留下可供后人学习的资源和经典。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万俊人:在自媒体时代和信息社会,媒体尤其是传统的纸质媒体,肩负尤为重要的使命——坚守:坚守社会的良知、坚守社会的道德底线、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

　　记者 魏晓敏 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