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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话发人深思:干事者方能用干事人。

　　秦穆公不仅爱才,且“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结果,“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恰如李斯所言:“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发求贤令:“使秦国恢复穆公霸业者,与本公共治秦国。”于是,有了“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爱才爱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任人唯贤、放胆使用,无非是自己真想把大事干成。

　　三国时期,孙权没当政时找财政大臣吕范要钱屡屡被拒,但当政之后选吕范执掌财政,心腹周谷反而“落选”。后周时大将军赵匡胤找掌管茶酒官曹彬要酒喝,曹彬以“此官酒不敢相与”拒绝。大宋开国,曹彬成了重臣。不讲私情,用坚持原则之人,说到底也是想干成大事。“公正用人,公在事业”,既是说选人用人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也是说自己是干事者才能重“公”轻“私”。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为官择人”才能干成事,“为人择官”干不成事。

　　当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兵后,毛泽东明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粟裕也不辱使命,相继成功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淮海战役更是粟裕巅峰之作。粟裕是由士兵成长起来的,没有留过学,也没有上过军校,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放手去用他。“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这个“尺度”,就是“事业”。胸有这个“尺度”,“任人唯贤、人尽其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也就成了必然选择。

　　1925年,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在金坛老家帮父亲看杂货铺。19岁时,一篇数学论文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注意,由此被聘请到清华做助理员。陈景润窘迫时曾在路边摆小书摊维持生计,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知情后惊叹“太浪费人才”,并为之四处奔走,让陈景润进了厦大数学系资料室。在华罗庚力荐下,陈景润又进了中科院数学所,最终因“歌德巴赫猜想”闻名世界。如此这般发现和托举人才,也是“事业为上、依事择人”。把“我”融入共同事业中,才会乐见“青出于蓝胜于蓝”。

　　有种现象该终结了:简单用职位奖励干部。有为者有位,越有作为越应放到关键岗位上。但用职位奖励干部不是“以实绩论英雄”,而是“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把职位当成了“奖品”。有些地方还搞超职数配备,用简单增加职数来协调矛盾,美其名曰“调动干部积极性”。如此“为人择官”,是无视制度,也对事业不负责任。心思不在干事上,才会把职位当“奖品”。干部姓“干”,干事创业是“干”,选人用人也是“干”,身负选人用人重任者尤其要“干”字当头。事业至上则公,公则明,而后能“为官择人”。公开选人,透明用人,坚持“群众公认”,也应更有刚性。

　　“因事用人”大行其道,有三种人则注定会危机十足。一是“场面人”。只表态,不表率;二是“玲珑人”。不是千辛万苦做事,而是千方百计哄人;三是“光挑毛病不干事的人”。鼓励激励、能上能下、容错纠错机制正贴地而行,“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必受眷顾,“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迟早要被淘汰。要赢得信任和重用,就得“政治过硬、本领过硬、实绩过硬”。

　　“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所任其非人则国家危”;“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干事者用干事人成为常态,社会必因“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而永远充满生机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