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指引。过去40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互动，中国经济成功融入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由此驱动国内专业化分工演进，推动资源在结构和规模两个维度的市场化配置，从而获取分工红利，创造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跃升的中国经济奇迹。从学理逻辑看，可以概括为专业化分工演进中的经济结构性增长效应。

中国既是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红利分享者，更是红利贡献者。但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传统模式下的经济效应日趋递减，专业化分工演进中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也日趋显现，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这是近年来尤应关注的两大难题，需要从国际与国内两个空间视野予以观察。

从国际视野看，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动能渐趋衰竭，结构性增长红利明显下降。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累积的技术创新，以及战后以美欧为主导者提供的全球经贸规则等制度创新，是驱动分工演进的主要动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扩散，其创新效应已近消失，其驱动分工演进的价值增值动力明显弱化。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倾向，除了财富分配不均、就业机会受冲击等原因之外，分工动能弱化、整体红利水平下降，是更深层次和更为根本的原因。这对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国内视野看，专业化分工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并导致分工固化，结构失衡矛盾突出，结构性增长被抑制，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凸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整体分工地位被锁定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由此决定了国内分工特定的资源配置和要素投入格局，从而决定了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此时，各地政府基于GDP追赶目标的资源配置干预模式，则凸显其制度弊端，地区产业同构、区域发展不协调等现象正是分工固化和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结果。

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看，传统动能日趋衰减有其必然性。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长期的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为何还未能培育出足够的新动能，为何还未能实现新旧动能的柔性更替？这有赖于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我国分工经济理论做深刻而系统的反思。

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精髓在于分工演进过程中实现内生的结构性增长。前瞻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及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大势，并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大目标，中国分工经济需要在两个维度实现突破：一是塑造有高度自主特征的专业化分工新动能；二是构建基于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地位的自主内生专业化分工演进机制。前者主要目的在于化解当前驱动分工演进的动能不足矛盾，以及国内分工由于过度依赖外部动能而造成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分工固化问题；后者的意义则在于尽量减少政府之手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从而在内生分工演进中尽可能地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需基于分工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从跟随参与型到主动引领型这两大转型背景，重点关注以下着力点：（1）以重构全球价值链为契机，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全方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制度、技术、市场和新型要素等维度，为国际分工提供新动能。（2）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在优化政府宏观调控、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市场主体权益保障、企业家才能发挥、建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大做强市场微观主体，做精做优政府分工服务，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3）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契机，加强民生投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民众消费升级，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为构建新型分工体系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市场需求保障。（4）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制度壁垒，在自主内生分工演进中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真正促进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发展，有效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

面对全球分工动能不足的严峻形势，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在高质量发展中，中国要实现从参与分工到引领分工的转型，即通过高质量市场需求、高水平技术和制度创新、高品质要素资源等新型动能推动国际分工演进。我们充分相信，中国更好地发展，能促进世界更好发展；世界经济更具活力，中国发展会更好。

（作者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