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为谁？”曰：“秦腔也。”对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

　　但是，几百年来，秦腔却没有被淘汰。去接触一下秦人吧，活脱脱一群秦始皇兵马俑：高个，浓眉，手和脚一样粗大。当他们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犁铧，赶着山包一样团块组合的秦川公牛，端着脑袋大小的耀州瓷碗吃牛肉泡馍；当那晚霞烧起的黄昏，落日在地平线上欲去不去地痛苦妊娠，五里一村，十里一镇，高音喇叭里传出了秦腔，它们互相交织、冲撞，原来是秦川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于是，你深深懂得秦腔为什么形成和存在。

　　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在田野上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里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于他们，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样，是生命的五大要素。他们教育子女，不会讲文豪们或祖母们讲的美丽动人的童话，而是一字一板传授秦腔——他们大都不识字，却能一本一本整套背诵剧本。

　　我曾经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所到之处，村村有戏班，人人会清唱。在黎明或者黄昏，一个人独自到田野里去，远远看着天幕下一个一个山包样隆起的帝王陵墓，细细辨认着荒草中一截一截汉唐石碑上的残字，高高的土屋上，窗口里飘出一阵二胡，几声雄壮的秦腔叫板。听着听着，我猛然发现，心胸中一股强硬气概连同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产生。

　　每到农闲的夜里，村里就常听到几声锣响，戏班开始排演了。演员们集合到寺庙里，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导演是老一辈演员，享有绝对权威，演员是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寺庙屋梁上蛛丝结网，夏天蚊虫飞来，成团成团地在头上旋转，熏蚊草在墙角燃着，一声唱腔一声咳嗽。冬天，寺庙四面透风，柳木疙瘩火当中架起，凑近火堆，热了前怀，凉了后背。观众有抱着二尺长烟袋的老汉，有凳子一般高的孩子。有殷勤的，拿了红薯、土豆在火堆里煨熟，给演员当夜餐，赚得一个好位置。排演到三更鸡叫、月儿偏西，演员们散了，孩子们还围着火堆弯腰踢腿，学那一招一式。

　　戏台是全村人的共同事业，宁可少吃少穿也要筹资集款，买上好的木石，请高明的工匠来修筑。村子富不富，就比戏台阔不阔。终于演出了，锣鼓叮叮咣咣地闹台，似乎要天翻地覆。后边的喊前边的坐下，前边的喊后边的为什么不说最前边的立着；场外的大叫亲朋子女，问“有坐处没有”，场内的大喊“快进来”。一时间，外边的向里挤，里边的向外扛，人群如四月的麦田起风，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喊声、骂声、哭声一片。大幕拉开，角色出场，偏不面对观众，一律背身掩面，忽然猛一转身，头一高扬，一声高叫，声如炸雷，直从观众头顶碾过，观众便从头到脚，每一个手指尖儿，每一根头发梢儿都酥麻了。老一辈秦腔迷，没力气挤到台下，也没好眼力看清演员，只能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一声叫板，便可以使他们升入艺术之宫，“听了秦腔，肉酒不香”，他们的体会最深。那些大一点、脾性野一点的孩子，占领了戏场周围所有的高空，杨树上、柳树上、槐树上，乐而忘险。

　　戏台，是演员受村人评论的考场。角色一出场，台下就一片嗡嗡嗡的议论：这是谁家的儿子，谁家的女子，谁家的媳妇，娘家何处？于是乎，谁有出息，谁没能耐，一下子都有了定论。很多外村的人来提亲说媒，总是在这个时候进行。据说有个媒人将一女子引到台下，相看台上一个男演员。媒人事先夸口这后生如何俊样、如何能干，那后生终于出来，却演个伪军，提条枪还没走到中台，被游击队长“叭”一声撂倒。台下的女子“哼”了一声，一桩亲事就此完结。

　　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这里的人家，待客最高级别是陪着看一场秦腔，实在不逢年不过节，没有秦腔演出，他们就会合家唱一会乱弹，你只能点头称好，不能有一点不入神的表示。他们非常崇敬当地的秦腔名角，无论在任何地方，别说名角，连名角的父母都有特权——到商店买油不用排队，进饭馆吃饭会有座位。谁要非议秦腔，他们会争死争活地和你论理。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必要包一台秦腔。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末、丑就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显其美。

　　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能让劳作的农民尽情地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

　　（作者为著名作家贾平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