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世界上距离大自然最近的城——红砖红瓦的平房，就坐落在草地边上，草地不远处就是浩荡的松树林。我和母亲坐在饭馆里靠窗的条桌边，看着草地上悠然漫步的马群，等着莜面窝子。

　　饭店里几乎座无虚席。我和母亲对面的两位客人离开后，很快来了一对老夫妻，看上去70多岁，双双满头银发。

　　老先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片，问：“可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走？”纸条上写着“燕子窑”。

　　我和母亲惊讶地对望了一下。

　　“你们去那里做什么？”母亲问。

　　“去看我们的树……”老先生答。我们又是一惊。

　　“我们也去那里，跟我们的车走吧。”母亲说。

　　饭后，我们带上两位老人，朝燕子窑驶去。很快进入塞罕坝林区，林深似海，车行如同潜艇在大海里潜行。

　　两位老人说，他们是从山东来的，是大学同学，读的林学专业，毕业后到塞罕坝垦荒造林，一待30年。退休后，他们到孩子们工作的城市生活，可是想念塞罕坝，想念在这里养育的松树林，一定要回来看看。

　　车行近一小时，来到一个小山坡前，坡下是一片低洼的草地，四边是无际的落叶松林。

　　“到了！就是这儿！”车还没有停，两位老人激动地喊起来。

　　下了车，他们向小山坡奔去。山坡下有一眼水泉，一脉细水，汩汩地涌流着。老先生的眼窝里一下涌出泪来，他用手抹了一下脸，“当年，我们就用这水煮饭……”

　　阳光在林间斑斑点点地筛落下来，密集的、波涛般起伏的松枝，清晰地记下风的步伐。两位老人走进松林，摩挲、拍打着大树，就像摩挲、拍打着孩子的肩膀，一棵又一棵，那么多啊，那么多。

　　他们不觉往松林深处走去。我说：“老人家，别走远！”老先生笑了，“孩子，你是怕我们迷路吧？不用怕。这里每一片松林，都像我的手掌，我闭着眼睛，都能从林子这一边走到林子那一边！”

　　两位老人在松林里拍照、录像、录音。老先生说回去制成光盘，送给亲戚朋友，他和妻子也能天天看到这里的松林，听到这里的鸟鸣。

　　母亲问老先生：“您还记得当年在这里栽树的民工吗？”

　　老人说：“当然记得！”当时，林场的技术人员和林业工人分片带领当地民工整地造林，这方圆几十里的松树都是他和塞罕坝坝下的民工们栽下的。塞罕坝寒冷、干旱、风烈，只有筷子高的小树苗，有的被狂风刮跑了，有的旱死了，有的冻死了，一个树坑常常要补栽好几次，才能长出一棵小树。

　　我姥爷便是在塞罕坝植树的当地民工，所以母亲有此一问。姥爷年轻时，有十多年，除了大雪封山的寒冬，春夏秋三季，都在燕子窑刨坑栽树。夏秋时节，他们在苍茫的荒草滩上，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整齐的树坑，到来年春天，把树苗栽进树坑里。姥爷说，荒漠里的草盘根错节，抡圆了胳膊一镐头下去，也挖不了一寸深。每一年他们都要用坏两三把铁镐、磨坏四五双胶皮底鞋子。塞罕坝海拔高，冬季气温可达零下几十度，不少造林人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姥爷也有。

　　姥爷病重即将离世的时候，一定要家人带他到燕子窑看看他栽下的树，否则，他永不瞑目。家人只好用马车把姥爷拉到坝上走了一圈。与树们生离死别，姥爷泪如雨下，他告诉母亲和舅舅，这里，每一棵树下都有他的脚印，什么时候想他了，就到这里来找他。

　　今年是姥爷去世30周年，母亲带我来，就是要看看姥爷栽下的树，找找姥爷的脚印。

　　夕阳在山岗上游动，应该出山往回赶了，可是母亲和那对老夫妻，还在林子里徘徊，依依不舍。

　　母亲在寻找姥爷年轻时的脚印，两位老人在寻找自己年轻时的脚印。筷子高的小树苗没有辜负老人们的青春，在茫茫荒滩上努力生长出一片浩瀚的林之海！

　　300多年前，塞罕坝曾因林木丰茂，被列为皇家猎苑。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因吏治腐败和财政颓废，在这里开围放垦，森林植被随之被破坏；后来日本侵略者进行掠夺性采伐，加上连年山火，原始森林荡然无存，塞罕坝退化为高原荒滩，“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1949年后，国家在塞罕坝建起国营机械林场，几十年里，来自各地的技术人员、林业工人同当地百姓一道，固沙保水，栽植了百万亩松树。今天，塞罕坝成为国家AAAA级森林公园，成为护卫首都天蓝水清的绿色屏障，成为引滦入津的滦河发源地，成为游客和摄影家心中的天堂。

　　不来塞罕坝，不能领略它的壮美——姥爷那样的民工们的锦绣年华，两位老人那样的技术人员和林业工人们的锦绣年华，许许多多人的锦绣年华，在碧水蓝天间，在林海波涛里，在响亮的鸟鸣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