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普通话与方言如何相得益彰

　　【留住乡音 记住乡愁】

　　方言，指各地用语。周秦之时，政府派遣“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地方用语，并加以记录整理。两千多年前，西汉扬雄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汉应劭将此书名简称为《方言》，此后“方言”开始作为特定词语使用。与方言对应的是雅言，后称官话、国语，1956年后称普通话并予以推广。六十年后，普通话推广已非常成功，而方言却面临着式微、需要保护的局面。

　　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两难困境应如何应对？政府、学校与社会又当如何形成保护方言的合力？记者采访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曹志耘。

　　方言正在迅速消失

　　记者：目前方言的使用有哪些形式，存在的特点是什么？

　　曹志耘：评价当今中国方言的存在，应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丰富性，二是濒危性。一方面中国的语言资源十分丰富，是语言文化资源大国，另一方面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消失。以我的老家浙江为例，老年人以说方言为主，中青年方言和普通话都会，少年儿童以说普通话为主，而且这种势头还在加强。

　　记者：政府、学术机构既有推广普通话的责任，又有保护语言多样性、传承文化的使命，这中间的矛盾如何化解？

　　曹志耘：似乎一谈起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就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其实不然。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尚未对方言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明确规定，或者说未对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普通话和方言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交际工具。普通话是全民共同语，是国家通用语言，而方言是区域性的，是民间语言。通过明确界定，普通话和方言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甚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现在有些地方比如上海提出“推广普通话，传承上海话”的口号，这样的理念就很好。普通话是推广，上海话是传承，并行不悖。

　　说方言就是“土”和“落后”吗

　　记者：有人说方言代表着“土”和“落后”，这一点您怎么看？

　　曹志耘：方言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出生后最先习得的语言，是母亲一字一句教的语言，是祖先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声音。但长期以来，方言被贴上了“土”“落后”“不文明”的标签，甚至被视为糟粕和负担。如此对待自己的母语，值得我们反思。

　　说方言，保持乡土文化，不影响推广和使用普通话，在教育和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现在我们需要重视的是重拾传统，建立语言文化自信。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

　　记者：作为交流工具，边缘化的方言如何保持活态传承？

　　曹志耘：传承方言，从根本上说要靠使用，而使用的关键在少年儿童身上。那么，对培养少年儿童的语言能力最有影响的是什么？是学校。现在很多地方，小孩一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完全被普通话覆盖，连课堂之外也只说普通话，原先习得的方言很快就被抛弃。即使回到家里，和父母长辈沟通也都用普通话。假如在课外时间允许甚至鼓励小孩说方言，他们的方言就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要让百姓知道方言的价值

　　记者：交流便利化带来了方音同化和流变。如何向百姓阐明保留方音纯正的意义？

　　曹志耘：要让老百姓来保护方言，关键是要让他们知道方言的价值。当然，实现这点有一定难度，仅靠学者的说教效果微乎其微。我们必须寻找更有效的方式，比如通过明星去影响年轻人，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去感染社会大众。我们现在花很大精力在推动这件事儿。比如支持并参与有关方言传承的综艺活动，比如拍摄方言文化的宣传片、纪录片，还有发动大学生开展志愿者行动等等。

　　记者：对国家、今天的社会而言，方言研究在哪些领域正在发挥作用？

　　曹志耘：目前我们在做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一种抢救性的工作，目的在于赶在传统方言大面积消亡之前，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记录、保存当今方言的实际面貌，这将成为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方言文化资源可以应用于很多方面，例如通信技术、在线翻译、在线学习、博物馆展览以及文化产品开发，比如方言APP、游戏、歌曲、旅游产品等。

　　记者：方言保护需要人才的推动。方言学领域人才培养的现状如何？需要解决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曹志耘：人才问题其实不是人数问题，也不是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或者说是评价体系问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自2015年开展以来，已有1000多名专业人员投入其中，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无法纳入现有科研评价体系，无法得到学术共同体应有的评价和认可。当前，党和政府都在强调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号召要“为人民做学问”，希望这些理念能够早日落地。（本报记者 刘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