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从市级、省级到国家级，早已成为国家和民族记忆的共同锚点。但这一严重反人类罪行的影响目前主要仍在国内，让其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记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拓宽南京大屠杀研究国际视野，提升历史解读国际话语权，让这段历史产生更加深远的国际影响力？12月6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宣传教育活动——“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部分长期参与发掘、研究和宣传大屠杀史实的专家学者谈了各自的探索和思考。

会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孙宅巍做《用新的视角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主题发言，从三个新的视角切入，来揭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一是，用872次日军在不同地点的屠杀，重现了尸横遍野的血腥场景。在列举的872次屠杀案例中，包括160次集体屠杀与712次分散屠杀。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一共只列出了28次集体屠杀，较之现在列出的160次集体屠杀案例，在数量上要少很多。“附件”中虽列出了858次分散屠杀案例，但因它是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现在列出的一个地点的分散屠杀，往往就包含了附件中的一二十个案例，因此现在列出的712次分散屠杀，较之“附件”中的858例，信息量要多出许多倍。

二是，用599件西方人士记录与报告的日军暴行案例，再现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各种暴行。在599件暴行案例中，包括原编有序号，但资料分散、断续不全的470件案例，以及原未编序号、散见于各西方人士日记、书信、报告中的129件案例。这些案例，大多有时间、有地点、有报告者姓名，涵盖了他们以第三方的身份，对南京大屠杀暴行客观、真实的完整记录。

三是，用77个遇难军警的名单，揭示了日军违反国际公法，屠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在77名遇难军警中，包括52名军人与25名警察。军人在战斗行动中阵亡与在放下武器后惨遭屠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军人没有户籍，一般在南京人没有亲人、家庭，因此要从“死难者名录”和“殉难将士名录”中，确认被屠杀者中的军人身份，有较大的难度。惟其如此，在已经确认了1万余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的情况下，寻找死难军人名单这项工作迟迟未能开展。77名军警名单的呈现，数字虽少，与实际遇难军人的庞大人数很不相称，但有胜于无，它是这项艰巨工作迈出的第一步。

孙宅巍表示，上述三组最新暴行数字的统计，仅仅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始。对日军暴行的量化研究，没有终点。“今天，在第10个国家公祭日的前夕，从三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南京大屠杀暴行，决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孙宅巍说。

从1980年至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资料搜集、话语权建立、论述体系形成还是多学科介入，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记载，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有存在，比如第三方国家人士所写的《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除此之外，甚至还有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所写的《东史郎日记》等。

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或以第三方，或以施害方的角度，记录下了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南京大屠杀各方资料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记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必强则是把视角对准了《程瑞芳日记》研究，它是第一部由中国人以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填补了中国亲历者在此之前并没有以日记这种题材记录这段时期的空白。

“不同于第三方国家作为旁观者表露出同情，加害方表达出的忏悔，《程瑞芳日记》中流露的是苦难者的情感，是作为受害方在遭受到侵华日军的侵略之后的所见所闻，以及内心感受，字字泣血，是最为深刻、最为直观的遭受侵略和蹂躏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和愤怒。”在郭必强看来，个人日记这种具有实录性质的史学资源，无疑更加比传记、年谱等其他文献史料更加具有可信度以及准确性。“这本日记成为了如山的铁证，向世人昭示着日寇的滔天罪行。”

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原副馆长刘晓宁则以《南京大屠杀的溢出效应——日军在淮海地区的暴行》为主题，指出了日军在南京周边，在苏南以及苏北暴行的总体情况，同时着重考察了日军在淮海地区的暴行。

“除了南京以外，日军在徐州、淮安、海州、盐城等地区也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这些都是我们不能遗忘的。”根据走访记录徐州、连云港等地亲历者的回忆，刘晓宁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数据，“在徐州铜山、新沂等地，一个乡镇被日军杀害的人数最多能达到2000人以上，死亡300-500人的村子有很多，像双沟惨案，日军杀害普通百姓600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面对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日本很多人依然妄图否认。对此，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明胜指出，在我们中国人来看，南京大屠杀是铁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日本仍然存在着一股否认隐瞒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力量，也就导致那些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受害者群体。

如何让我们的历史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学者们认为应当“请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要搞好国际传播，“打铁还需自身硬”。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连红认为，要完整真实再现一段历史，必须站在严谨客观理性的角度来叙事，让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共同标准。“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才能够在国际上，至少在学术界具有公信力，才能掌握话语权。”

“我们的路径很多，有关部门应当牵头集思广益，有效地把这段史实向全世界更好地进行宣传。”张连红说。

新江苏客户端·中国江苏网记者 孙秦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