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托马斯·拉贝最早熟知的中国城市之一。大约30年前，他翻看祖父留下的日记，那些泛黄的纸张和有些年头的文字记录了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悲剧。“日记里，日本军队对南京城的平民发动惨无人道的屠杀。我对记录的残忍行径感到震惊，也为祖父选择在战火中保护平民的勇敢行为感到骄傲。”1996年，在家族亲人同意下，祖父留下的文字向世界公开，是为《拉贝日记》。

托马斯并没有见过祖父，在他出生的前一年，祖父便已过世。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祖父的印象都源于父亲奥托·拉贝的回忆：1908年，祖父去往中国，先后在北京和南京等地工作；在南京时，祖父度过了一段危险却有意义的日子，还帮助了许多受伤的平民……随着《拉贝日记》的出版，以及世界史学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详细研究，一个更加立体的祖父形象逐渐展现在他眼前。

约翰·拉贝（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祖父在1931年到达南京……当时中国正深陷战争泥沼，作为重要城市的南京，情况愈加危急，日本军队将攻占南京当成军事目标。”1937年11月，伴随寒冷肃杀到来的是愈发浓重的战争气息，预感战事临近的外国友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提供避难所，在南京设立安全区并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

12月，南京沦陷。破城而入的日军不论男女、老幼，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屠杀，还强行闯入安全区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整座城市宛如人间炼狱。

拉贝在防空洞前（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看着断壁颓垣和血流成河的景象，约翰·拉贝利用外国人身份，在住所秘密收容了600多位难民。与此同时，避难所内上百位难民需要食物和药品，约翰·拉贝和助手就想着法同日军周旋以便筹措物资；为了减少日军的上门侵扰和空袭，他们还在住所开挖防空洞。

托马斯·拉贝（二排右三）和幸存者在拉贝故居会面

“祖父患有糖尿病，家人和德国政府官员多次劝他离开南京，但他全部拒绝。我曾经也不理解他的做法，直到我去往南京，亲身走进他生活过的屋子，看到院子里的防空洞，再想象在那样艰难的时刻下，我的亲人不顾危险地保护上百位难民，心里很是触动。”2001年和2006年，托马斯两次来到南京，参观祖父故居和讨论学术的同时，也与当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见了面。“这些劫后余生的人称祖父是‘活菩萨’，向我描述祖父是如何保护他们。他们对祖父充满了尊敬和感激，转而又将这份友好回馈到我身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托马斯逐渐明白祖父当年的心境：对于约翰·拉贝而言，他的青年时代几乎都在中国度过，后代也在中国出生，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始终感受到来自中国人的厚待。正是这份羁绊和对真相的尊重，约翰·拉贝返回德国后，即便迫于当局压力无法对南京大屠杀一事公开发表意见，却始终保存着揭露日军暴行的日记手稿。

“我的祖父帮助了南京人民，同样，善良的南京人民也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给予跨国帮助。拉贝家族和南京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身为他的后人，我有责任将这段历史传播出去。”2009年，托马斯携带《拉贝日记》原件第三次来到南京；2015年，托马斯被授予“南京荣誉市民”称号；2016年，他向中国国家档案馆捐赠《拉贝日记》南京卷手稿；2018年，托马斯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托马斯·拉贝在香港开展讲座活动

作为一名特殊的“南京市民”，托马斯从祖父那里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也坚持要用史实唤起更多人对生命同和平的思考。“近年来我在南京、武汉、上海、香港等地讲课，还在欧洲设立多个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并与其他国家开展交流。发生在南京的真相和苦难，是不能被遗忘的。”

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异域时空，没有阻隔住拉贝家族和中国人民的联系。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初，远在德国海德堡的托马斯因抗疫药物紧缺，经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向中国“求助”。得知消息后，南京人民积极筹措，短时间内就为托马斯一家和海德堡大学送去了充足物资。守望相助的跨国情谊，始终延续。

从约翰·拉贝来华算起，拉贝家族和中国已经结缘115年。“我们和中国朋友的情谊延续了第四代。我儿子会一些中文，再过几年他就要来中国学习，看看曾祖父曾向家人提起的风景和城市。我们还将秉持约翰·拉贝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推动和平事业的道路上继续努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江苏客户端·中国江苏网记者喻婷 柏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