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永恒的丰碑—2018盐城红色文物保护公益宣传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期间，两位新四军老战士子女向新四军纪念馆捐献了两份特殊的文物。通过这两件文物，我们可以回望那特殊的年代。

　　80年前日军大衣侧面诠释抗战

　　14年抗战，打得为何如此辛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新四军老战士罗爱民之子罗亚滨看来，这是当时中日两国国力严重不对等的体现。这些不对等，从罗亚滨捐献的这件日军棉大衣上即可提现。

　　记者在罗亚滨处看到，日军棉大衣是土黄色的，外面是帆布面料，具有一定的防水功能。内衬则是人工棉毛，保暖性能不错。在棉大衣的内襟上印有“昭和十三年制”的字样，即1938年生产的，距今刚好80年。80年后再看当时的日军棉大衣，许多细节令人吃惊。比如，该棉大衣保存至今，纽扣全部完好无损；在设计上，这件棉大衣兼具了许多户外功能。领口可以竖起来挡风，领口内有风纪扣，外有防风扣，且防风扣可依照颈部长短分两档调整；棉大衣的袖子可以拆卸下来。罗亚滨认为，拆下来的袖子内衬部位棉毛比较厚实，估计拆下来后，还可以套到腿部御寒。

　　“做工精良、保暖实用，从这件日军棉大衣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制衣业水平，远超过我们。”罗亚滨说，当时新四军普通士兵穿的基本是麻布衣服。仅仅从军服的制作水平，就可以联想到，战胜日本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但父辈们做到了。

　　罗亚滨的父亲罗爱民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罗爱民在闽粤边乌山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国共合作抗日后，罗爱民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营。“皖南事变”发生时，罗爱民因为腿部受伤被俘。在被押往江西上饶的途中，罗爱民与战友成功脱险，在老百姓救护下辗转送回新四军部队。1942年，罗爱民曾随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来到盐阜区华中抗大分校学习。1947年9月，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的罗爱民，受命带领伤病员赶赴东北牡丹江安置。罗亚滨告诉记者，在东北寒冷的岁月里，就是这件日军棉大衣帮助父亲抵御严寒。

　　“我父亲这代革命军人，许多人都不太愿意提自己的往事。”罗亚滨说，革命岁月里，父亲多次受伤。小腿髌骨被日军狙击手打断，差点截肢。伤愈后，也是一瘸一拐，经常旧伤复发。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父亲才偶尔提一提自己的过往。

　　“许多战友都牺牲了，父亲自己也多次差点没命。他不说，我们也理解。”罗亚滨说，捐出这件日军棉大衣，对于他自己来说，情感上有些不舍。但这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是历史的见证。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当年，他愿意捐献出来。

　　“我是红军后代、新四军后代，我有责任让历史传承下去。”罗亚滨说。

　　“将军大使”的官办行头

　　在共和国外交史上，曾有一批“将军大使”。他们既是将军，又是新中国建国后首批驻外大使。如何让叱咤战场的宿将，成为严谨优雅的外交官？谭晓鹏女士捐献给新四军纪念馆的文物，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谭晓鹏的父亲谭希林是新四军重要领导人，1925年投身革命，曾任新四军第七师代师长、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谭晓鹏捐赠的文物包括父亲谭希林出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大使时，定制的一套中山装，一件风衣和一顶礼帽；其母亲吴文彬作为大使夫人，定做的两件旗袍，一件短大衣。

　　中山装是藏青色的，搭配一条西裤。礼帽和风衣都是浅灰色。能体现做工的，是吴文彬的两件旗袍，真丝质地做工细巧手感柔和，的确能体现东方女性的温婉魅力。

　　“父亲和母亲听说要去当大使，谁都不愿意。父亲觉得自己文化层次不高，怕干不好给国家丢脸。母亲则觉得‘夫人’二字有问题，‘我还有工作呢，怎么去做夫人呢’。”谭晓鹏告诉记者，后来经过周恩来总理、许世友将军等人的劝说，谭希林夫妇才勉强同意。

　　为了帮助将军成为大使，外交部专门进行了培训。谭晓鹏说，为期四个月的培训，让习惯了“粗放式”的父母苦不堪言，母亲穿上高跟鞋，路都不会走了。父亲学习递交国书等细节，也是紧紧张张磕磕绊绊。好在凭着一颗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后，许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谭晓鹏由于年龄较小，当时随着父母一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她告诉记者，儿时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大使馆里非常大，一楼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大厅。后院则有一个大花园，种了许多树。大使馆的管理相当严格，工作人员没有允许不得外出。父母工作相当忙，经常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里，谭晓鹏都是与保姆在一起。

　　“那时管得很严，孩子也不允许随便乱跑。有时候一楼的宴会大厅闹哄哄的，但我也不敢过去看个究竟。”谭晓鹏说，即便是母亲吴文彬，大使夫人也不过是一个头衔。在大使馆内部，吴文彬另有一份机要工作。出了门是大使夫人，关起门是机要员。

　　实习生 周子皓 记者 黄云鹰 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