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权利清理调查表上王寿彭房屋的情况。
窗户上方的装饰。
放灯台的砖砌小龛
中国江苏网5月17日讯 5月19日是徐州沦陷纪念日。日前，市文史学者李世明先生在整理史料时，发现一套徐州沦陷后，日本宪兵分队长石松霸占王寿彭民宅近八年的档案材料。该民宅位于后井涯8号（现已改为后井涯3号）。记者从市文化部门获悉，如今这处民宅依然存在，是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古建筑之一，通过专家认定，该房屋的始建年代为清，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的传统民居。这座老房子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记者昨日进行了探访。
被侵华日军强占8年的民宅
昨日，在李世明老人的家中，记者见到了这套侵华日军侵占徐州民宅的证据，共四份，分别是：落款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的《徐州市区公民申请收回日方占据房舍地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二十二日的镇长证明信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徐州市政府土地权利清理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以及一份无落款时间的档案材料，是王寿彭先生申请的“先行迁入听候调查”。李老说，这套材料清楚记载了这样一个史实：民国时期，王寿彭先生供职于省立徐州女子师范，在徐州后井涯8号有一处自建房屋。徐州沦陷后，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1938年）开始，日本宪兵分队长石松占了他的房屋，他一家人有家不能回。 1945年，江苏省徐属党政接收委员会开始向百姓返还日方占据的房屋、地皮。到1946年时，他们一家已经接收并搬回这处房屋居住。
从当时官方的《申请书》和《调查表》材料中可以看出，王寿彭先生的房屋格局是坐东朝西，东侧为楼房，有上下两层共十四间，另有平房十一间。房屋的种类和式样都是中式民瓦房和中式平瓦楼房，占地面积为5分。房屋的四至界限分别为：东至敌领事馆，南至陈镜湖（人名），西至冯庆三（人名），北至一所省立学校。材料中还简要记述了从1938年开始，“敌徐州宪兵分队长石松”以“敌产”为由，侵占该处房屋，并将其后北屋两间房、过道一间房拆除，铁窗棂雨搭全拆除。
在《申请书》的材料中，记者看到备考一栏注明“红契失去，原因详镇长证明书内。”对此，李老解释说，当年，百姓申请返还自己的房屋时，需要提供房契、地契等证据，这就是红契。从《申请书》和“前统一镇镇长证明”的两份材料可以看出，王寿彭的房契是由警察局特高科阎宝光队长交到日本宪兵队，后来没有发还。凭着这份证明，王寿彭先生才申领回自己的房屋。
根据王寿彭先生的“准予先行迁入听候调查”申请材料，能够简要了解其生平情况。文内称徐州沦陷前，他供职于省立徐州女子师范，该校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奉令结束办学，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留校保管校舍。徐州城区陷落后，他的房屋被特务机关标贴敌产，闭门钉封，衣物等物品都被搬运焚毁一空。他和家人忍气吞声8年，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备尝艰苦。李世明先生说，这份材料的文笔自然凝练，其词恳切而有礼有节，其内容不但记载了他和家人在侵华日军侵略徐州时的悲惨遭遇，还折射出当时徐州人民在侵华日军铁蹄下惨遭蹂躏的历史。
口耳相传的大户人家房屋
后井涯8号，1928年建造的民居，如今还存在吗？记者致电市文广新局文物处，相关负责人通过查询表示，后井涯有王寿鹏（彭）故居。该古建筑是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现存正房小楼，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东墙借用原徐州老城墙。专家们根据史料记载、墙基、建筑风格等认定该房屋的始建年代应该为清，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的传统民居。
昨日，记者从青年路走进后井涯，错落的自建房密布在东侧，有几处院门是破旧的双扇木门，大有一种小扣柴扉的历史沧桑感。在一处门号牌锈蚀、蓝漆剥落殆尽的院落前，透过半掩的院门可以看到一幢下层青砖，上层红漆斑驳的二层小楼，一块钉在墙上的金属铭牌在阳光中不时闪着耀眼的光。踏着青石阶进了院，古老青石板铺就的地面被磨得光滑，破损处由水泥粘补起来。迎面二层小楼在周遭的自建房中显得格外醒目而沧桑。阔大的木框架屋檐和木质阳台向外伸展，颜色几乎褪成白色的木房门紧锁，门旁的青砖墙里留有一处砖砌小龛，是用来放置灯台，方便夜间照明。令人赞叹的是，其窗户上部用砖木做了简洁的几何造型，并且上下两层的造型略有不同，显得大方而新颖。据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种风格带有清代民居的元素，不同于民国早期的民居。在其墙上钉有江苏文化遗产解读工程的铭牌，上面记载该房屋原是小瓦覆顶，后换大瓦。楼檐高7.9米，宽6.2米，长15.2米。
在这处院落里，今年62岁的王女士和她爱人是唯一坚守在这里的“老人儿”。她说，这座院子也说不清有多少年了，她是1978年才住进来的，那时这里已是一个大杂院，总共住了七八户人家。听说在成为大杂院以前，整个院子都是王寿彭的。她还说，以前王寿彭的儿女都居住在这个院子里，一楼是三间房，里面有楼梯直通二楼，二楼是四间房。大家相处得非常和睦，她还经常到这栋二层楼上去打牌。对于房屋的一些构造，王女士说，听说这栋房屋的墙是“夹皮墙”，里外虽然都是青砖，但内墙外墙之间有黄土夹层，整面墙有半米多厚，到冬天非常暖和，侵华日军占领徐州时，这墙里曾经藏过人。后来随着商品楼房的出现，大家陆续在别处购房，搬离了这个大杂院，他们也买了楼房搬走了。如今他们想念平房、大杂院，于是又搬了回来。
至于王寿彭其人，王女士表示并不清楚王寿彭，只听说他们是大户人家，原来整个开明市场都是他家的。在王寿彭的儿女中，仅有小儿子还在世，但早已搬离这里，他的外孙还会回来看看。
■讲述
王寿彭辞公职 坚守民族气节
记者辗转联系到王寿彭老人的外孙女陆女士，她说，以前后井涯东侧巷子只住了三户人家，除了他们王家以外，还有范姓、陈姓两户人家居住。所以李世明老人珍藏的这套档案材料中所讲的王寿彭就是其外祖父。随后，记者联系到王寿彭老人的小儿子王绍良老人，他今年已经89岁高龄，对于父亲和后井涯8号的老宅，他的讲述与李世明老人提供的史料基本相符。
据王绍良说，王寿彭先生是徐州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原本就不太清楚父亲的出生年月，如今他年事已高，更不记得父亲的生辰。而王寿彭老人去世时，他人在外地，其姐并未通知他，直到他回到徐州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不过，他确定王寿彭老人是解放后去世，享年70多岁。他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已去世。
王老先生告诉记者，他父亲原是教育界人士，最早任江苏省省立试验小学的主任，后调任徐州女子师范的主任。当年伪淮海省成立，徐州成了省会，那时，王寿彭先生坚守民族气节，辞去公职，即使他的学生日伪时期的教育局局长请他出山办教育，他也以年迈为由婉拒，只靠种地和做点生意养家。
对于坊间传说的大户人家，王绍良解释说，他们并非大户人家，做生意并不是在开明街，只不过是养家糊口而已。不过他也说，那时候重视教育，老师的工资不低，都是发银元，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数目，但够维系他们一家人生活。原来开明街一带人烟稀少，属于离徐州城区较近的城郊地带，他父亲和几位同事协商在那里种树，一来可以固沙，二来树木成材后能出售获利，于是以非常低的价格把开明街以东的地买了下来，种上树。日伪时期，青年路上的生意摊位被要求外迁至开明街，由开明街土地的所有人盖简易房，让商贩去那里做生意，于是就有了开明菜市。
李世明先生分析说，王寿彭先生本是在省属中学任职，其收入由省级部门划拨，所以收入在当时来看还是可以的。历史上，开明街原本是黄泛地区，也很荒凉，后来才渐渐有了人气。
说起对父亲的印象，王绍良先生说：“我父亲在那个年月是出了名的老先生，走路都低着头，对谁都非常和蔼客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寿彭一辈子都没和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常常教育子女们，做人要做个好人，不能利益面前只考虑自己。
逃难民宅被占 卖城墙兴教育
说到那处位于后井涯的老宅，王绍良老人说，他们一家原本租住在青年路上原小会馆附近，民国初年，他们买了后井涯这块地，盖房居住。他还记得房屋盖好后搬进去时，他才五六岁。后来日军侵华开始，不久听说侵华日军要进军徐州，他们家人就逃难到了外地，日本宪兵队趁机霸占了他们的房子。逃难几个月后，他们一家又回到徐州，住在舅舅家半年多。到了抗战胜利后，他们才把这处房子接收回来。这段讲述，与李世明先生提供的史料基本相符。
关于“夹皮墙”藏人的传说，王绍良先生说，那墙说的是他们房屋的东墙，也就是过去的一段老城墙，并不是整栋房屋的所有墙。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后园的城墙的确被挖成了隐蔽性极高的储藏室，但后来被破坏了。
为什么城墙会成为房屋的墙体呢？李世明先生说，按照《调查表》上的记载，这处房屋是王寿彭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所购铜山教育局地基，自身建造。而“前统一镇镇长证明”中则记载是购置旧城基地。根据徐州的史志材料分析，那一年，铜山县政府支付不起教育经费，中小学老师都被欠工资数月，当时的徐州执政者认为城墙并不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留存下来没有意义，于是提出变卖城墙、城门，振兴教育。于是民国十七年，铜山县政府城垣变卖委员会在徐州四个城门的墙上贴出布告，变卖徐州城墙。王寿彭故居东墙是城墙便是这个由来。
如果按照王绍良先生的讲述，王寿彭故居的始建年代应该为民国时期，为什么建筑的铭牌上却写着清代呢？市文广新局文物处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该处古建是专家们根据史料记载、房屋墙基、建筑风格等，认定该房屋的始建年代应该为清，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的传统民居。
勿忘国耻家难 呼吁保护古建
市政府参事陈正晖先生认为，位于后井涯的王寿彭故居值得保护，其原因不仅是它从为数不多的清代民居中留存下来，具有建筑美学的研究价值，而且它还具有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它是老一代徐州人在艰难困苦岁月里，坚守民族气节，抗击外敌，顽强生存的见证，它时刻警示着人们要以史为鉴，勿忘国耻家难，发奋图强，只有国富民强，才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
文/记者 艾润山 图/记者 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