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1964年1月生，江苏兴化人。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文学院首任院长、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曾获得两届鲁迅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多种重要奖项。2017年8月21日，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这段时间毕飞宇挺忙。我们到他家里时，他刚送走一波记者，是江苏电视台的，接着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前一天他也才从北京回来。董卿邀请他参加央视《朗读者》第二季的收尾访谈。
虽已年过五十，岁月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依然是标志性的光头，轮廓分明的脸庞，耐克T恤，牛仔裤，运动鞋，阳光帅气。长期有规律的健身，身材依然保持很好，看不见大多数中年人的双下巴和肚腩。胳膊弯曲时，还能鼓出明显的肌肉。
他不仅是一位富有才情的好作家，也是颇受媒体欢迎的好采访对象：他的口才极好，任何问题都能掰开来一二三地深入下去，不徐不疾，条理清晰。善于举例子，打比喻，语言形象而生动。他的嗓音清亮，是那种富有磁性的男中音。
聊起家乡，毕飞宇坦承，最近这些年，尤其是过了五十岁以后，老爱往回跑，去的次数特别多，特别愿意为家乡做事情。他认为这是自己“精神回乡”的具体写照。
当然，毕飞宇最为看重、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是，在故乡兴化，有那么多的人去他的工作室做义工。
【谈高考】
父母最好不要太干预孩子
记者：您是1983年通过高考上大学，离开兴化的。能否分享一下您当年的高考经历？据说您的母亲当时希望您学理科，为什么您还是选择了中文，走上了职业创作的道路？
毕飞宇：高考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励志的高考故事。因为我从小是在村子里长大的，然后去了小镇上。到了县城以后，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实际上到了高考的时候，学习已经非常非常差了。
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想考文科。实际上不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学理工科。正好那时候处于叛逆期，第一次高考考得一塌糊涂。这里面有个原因，一方面固然没学好，另一方面有捣蛋的意思在里面——你不让我考文科，那我就胡来。
直到第一次高考结束以后，人家补习班第一学期都快要上完了，我的父亲才妥协。妥协其实都是来不及的，即使补习之后，也还是没考上。很波折。一直到1983年，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即便是考上的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班一共有78个同学，我的数学依然是倒数第二。总分也就是比分数线高了一分。所以我就说我的这个高考很励志。其他同学可以看一看，万一高考没考好，不要慌，考不好可以补习，补习考不上还可以再补习。
这个故事我想还有一点小小的补充：父母最好不要太干预自己的孩子。干预到最后一定不好。父母都有父母的想法，有他们对生活的认知，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好生活。但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父母所认定的那个好，跟孩子所认定的那个好，不是一个好。你不能用你认为的那个好去要求他，最后会带来麻烦。也正因为如此，最后我的小孩做选择的时候，我也想干预，但最终没有干预。我父亲干预希望我学理科，我最后自己学文科了，我特别希望我儿子学文科，但他最后选择的是工科。他走他的路，我觉得挺好。
【谈创作】
为家乡做事是“精神回乡”
记者：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兴化度过的，这些经历对您以后的成长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哪些影响？
毕飞宇：面对这个问题，你需要分好几个不同的层次来面对它。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作为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好不容易离开自己的故乡，某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故乡是憎恨的。就是我赶紧走，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遥远的大世界去，看看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这是真实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一个作家，文字里面再怎么虚构，有些东西一定是要从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那些地方写起。我要写一个乡村的生活，我要写一个乡村的农民，我要表现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一些看法，很自然地要以苏北乡村为蓝本。它一定会有联系。但这个联系并不意味着你对它的情感有多深。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人都是要老的。人老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学会往回看。什么叫年轻？就是往外走；什么叫老了？就是往回走。这个往回走有可能是物理性的、地理性的，有可能是精神性的。像我们这些人，在城市里面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是回不去的。回不去，精神上可以回乡。这个我想是走出家乡的人的一个精神轨迹。精神上回乡，并不意味着它决定着我作品的走向。它跟我作品的走向可能没关系。但是它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比方说最近这些年，尤其是过了五十岁以后，我老往老家跑，去的次数就特别多，特别愿意为家乡做事情。当时我在兴化搞了一个毕飞宇工作室，还在兴化搞了一个广场书屋，这就是精神回乡的一个具体的写照和行为。老了就希望干这些事情，希望在自己的故土留下痕迹。
我鼓励家乡的年轻人趁着年轻出去，多看，多走。不要怕别人说你背叛了自己的故土，背叛了自己的故乡，不要有这个担心。你质变了之后，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家乡，你任何时候回来都可以为你的家乡做事情。
【谈公益】
最自豪那么多人来做义工
记者：刚才毕老师提到，这几年您老是往家乡跑。这些年来，您一直关心家乡的文化发展，为泰州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兴化开设“广场书屋”，成立“毕飞宇工作室”，举办小说沙龙，让泰州广大文学爱好者受益良多。您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毕飞宇：我为什么在兴化搞这个毕飞宇工作室，搞广场书屋？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兴化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大泰州，文学爱好者太多了。有太多的年轻人在写作。这是个好事情。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一个人当他把笔拿起来的时候，他最渴望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有人带着他，有一个交流的人。我为什么要在兴化搞小说沙龙呢？因为我知道渴望跟外面人交流的那些年轻的写作者处在那样一个状态下，而我又有了机会，所以我把小说沙龙办起来了。这是第一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所以做这个事情，大前提是家乡对我特别好。好在哪儿？就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前，家乡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写作环境，特地找了一个地方，给我建了这个工作室，给了一个四合院，特别漂亮。正是家乡对我有这样一个善意，我才有了一个空间。当然，家乡把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给了我，我就要明白一个事情，那不是我的私人财产，那是家乡给我的一个礼物，它不属于我，它永远是家乡的。我们几个人就商量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做这个事情，是家乡对我好是因，我对家乡好是果。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有一天我死了，我相信老家给我的那个工作室，那个沙龙，那个书屋，我想还会在的，它会留下去。
那么在那个小说沙龙之外，我为什么要搞那个广场书屋？我发现兴化这个地方，它跟文学确实有缘。它被有关部门授予“中国小说之乡”，它有它的道理。什么道理？就是阅读或者文学精神的传承。我们五十多岁了，有许多三十多岁的、四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写作，可我们别忘了，这是兴化。这么多人在写，他会影响十多岁的甚至七八岁的孩子。这个东西它是有说法的。七八岁、十一二岁的孩子爱文学，想看点书，想写点东西，你知道现在的教学，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啊，在这种升学教育下，我正好有空余的空间，然后利用我在中国非常广的人脉去化缘。所以这么多书都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可以让那个七八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在母亲的带领、爷爷奶奶的带领之下，星期六星期天、寒假暑假有一个读书的地方。读书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尤其是对孩子来讲，你给他读什么。我去要的那些书，我真不吹牛，大部分都是好书。
第三个我要说，我觉得我在兴化做的最自豪、最让我满意的一件事是，兴化那么多的人，在我的工作室做义工，做义务劳动，这兴化以前是没有的。从我们的市委李书记，到我们的宣传部长刘春龙，到那么多的市民，到那么多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你到那里去看，每次我们招义工的时候，几百人来报名，每个人都知道是不拿一分钱的，但那么多人来报名。我们还得挑。然后像黄蓓佳、余华，叶兆言，江苏作协的书记韩松林、贾梦玮，丁帆、王彬彬，都去做义工，不拿一分钱的。
通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坚信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由文学的义工开始，我们兴化会有许许多多不同形式的义工，如果我们兴化人，每个兴化市民，每个兴化的农民，都知道义工，都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义工，都愿意去奉献去做义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能这样，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谈读书】
《水浒传》是很好的教材
记者：您能否为家乡的写作爱好者们推荐一些书？
毕飞宇：我想对泰州人推荐书的话，不需要推荐，我们有一本我们自己的书，那就是《水浒传》，它的作者就是我们的老乡施耐庵。这本书，普通人可以当成闲书看着玩，很精彩，写得很好看。如果你想写小说，它其实是一本很好的教材。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从小说的人物来讲，这本小说跟所有小说巨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人物太多了。一个长篇，体量也不是很大，里面写了那么多的人物。你要知道，如果你手上的能力差那么一点点，你很快就会写乱。施耐庵最了不起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把那么多的人物，放在那么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一点点都不乱。我想这样说：如果你想把一两个人物写好，你去读其他的长篇小说；如果你想写很多的人，尤其是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把这个人完成起来，最好的一个教材就是《水浒》。我也不能说我从《水浒》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不管怎么说，我在这本书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它在如何塑造人物这点上，我想它不仅可以帮助到我，也可以帮助所有热爱写作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