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签发的平反决定。

　　陈社口述：

　　1978年，是给我带来希望的一年。这一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我相信，父亲的问题有望解决了。

　　1955年，父亲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被关押批斗，最终被定性为“受胡风分子影响，不以胡风分子论处”，也就是不戴“帽子”的“胡风分子”，其境遇可想而知。从此，父亲犹如一个偌大的阴影，总是伴随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一家，也影响着他的朋友和同志……譬如他的小弟弟恰巧当年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调干生，当即被市里阻拦下来。

　　那一年我三岁，父母被分别隔离审查，家中的变故我却没什么印象。父亲去世时我十二岁，稍稍懂了一点事情。再往后，通过母亲的讲述和其他长辈的介绍、评说，通过父亲的作品，也通过对他所生存、生活过的那些个时代背景的了解和分析。我相信，他绝非一个反对革命的人，而是一位坚定而优秀的革命者。当然，这个信念只能藏在心里。

　　1978年是个转折点，随着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我燃起了希望。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当年10月，市委组织部通知我去谈话，宣布为我父亲平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人已死去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好要求的了。我自己都奇怪，在这个盼望多年的重要时刻，我却分外淡定。道谢之后，接过《平反决定书》就告辞了。

　　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工作、生活，甚至都没有把这个喜讯告诉更多的人。但我内心却坚定地相信，我的一家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我和我的家人以及许多人的命运，将会从这一天开始有所改变。

　　多年来，我曾多次被打入“另册”，但我没有自弃。在插队的农村，在后来工作的工厂及其主管部门，我都尽心尽责，得到了乡亲、师傅、同事、领导的认可——我一直对我生命中出现并与我相伴过的人们心存感激。父亲平反后不久，我的入党申请终获批准，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投入本职工作，继续着父亲未竟的事业。

　　记者同志采访我，要我谈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切身感受，可说的真是太多了，思想解放、政治进步、社会发展、生活改善……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俱在，鲜活的事例举不胜举——尽管不如人意之处还有不少，但是，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问题、有曲折，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吧？

　　我之所以谈了“政治生命”的话题，是因为我对这一点感受尤深，而且据我所知，与我同感的人还比较多。我以为，若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就，政治上拨乱反正，使无数中国人的政治生命得以改变，乃题中应有之义。

　　不妨回溯一下过去，且从改革开放的前一年看起：

　　1977年，“四人帮”已粉碎，“两个凡是”又设禁区，多数冤假错案仍是“铁案”。

　　1967年，“文革”剑指各行各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之下，无数国人遭受浩劫。

　　1957年，“反右”运动平地而起，文字狱大行其道，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1947年，蒋氏政权垂死挣扎，内战不已，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1937年，日寇肆虐中华，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为的是不当亡国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数以千计的革命者被捕被杀。

　　1917年，“十月革命”炮声响起，中国共产党尚在腹中，向往光明的民众还在寻找出路。

　　1907年，穷途末日的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中国人的脑袋上还拖着那根小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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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设想，当我们拖着根小辫子，见了朝廷上的人就得匍匐在地、磕头如捣蒜的时候；当我们面临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国破家亡的时候；当我们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却惹来杀身之祸的时候；当我们正忠诚地为祖国效力，却被打成“阶级敌人”的时候……会有如今的这些成就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许多事情，我们已经享有和正在享有的许多权利，如果放到四十年、六十年、八十年、一百年前，将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和命运呢？

　　我想，作一点这样的回忆和对比，无论对于经历过一些往事的上了年纪的人而言，还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些往事的年轻人而言，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