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94岁的王振义院士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刘峰王玟瑄摄

　　编者按

　　四十载筚路蓝缕，四十载春华秋实。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今起，市委宣传部联合采访组统一推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泰州杰出乡贤特别报道。

　　步伐矫健，精神矍铄，思维活跃，语如钟声，如果不是事先知晓，怎么也看不出王振义院士已是94岁高龄。王院士每天仍会到办公室“上班”，与小字辈交流经验，为他们答疑解惑；还坚持每周四查房，跟病人亲密接触，排忧解难。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近他，了解他的故事。

　　真正的药神

　　记者：最近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是白血病患者饱受高价药格列宁煎熬的故事，格列宁一度价格很高，好多患者吃不起。这部电影放映期间，有读者特地为您制作了一段视频，称您为真正的“药神”，说您研究的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药物全反式维甲酸只卖13元，而且没有申请专利。

　　王振义：维甲酸这个药物非常便宜，最初只有我们瑞金医院有，13块钱一盒30粒，可以吃10天，大约服药一个月病情就可以缓解了。当时需要买全反式维甲酸的全国各个地方的、外国的都找我们买。美国180美金，我们13块钱。一直到五年前都是这个价，后来有关部门规定医院不能造药，医院就不生产了。

　　厂家一开始也不愿意生产因为利润太低。现在只有山东一家厂家生产，卖290块10粒，这跟我们医院当初生产的价格就无法相比了，但是厂家要赚钱，要维持生存。

　　记者：当年您有没有想过要申请专利？

　　王振义：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医生我研制一个药物就想快点治疗病人，研制出的药应该属于全人类。所以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反式维甲酸向全国推广，我的学生出国时，也把药带过去。有人说你这样不是吃亏了吗，但治疗治愈更多的病人是我们占了大便宜。

　　我有我的工资，我不想为这个事情发财，这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们受到的教育，学校里受到的教育、社会上受到的教育和共产党的教育都是医生要将病人放在第一位，不能额外的要钱。

　　给你看看这是我1948年在震旦大学毕业时的宣誓词，上面第二条:“余于病者当悉心诊治。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期造福于人群。”第九条，“余于正当诊金之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

　　我拿国家的工资，现在医院还给我特别补贴。除了这个钱之外，别的东西我不去想，我觉得我拥有这些已经够了。所以也没有申请什么专利，也没有拿过药厂的钱。

　　宣战白血病

　　记者：您是1959年35岁时开始向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宣战的，当时这种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病？

　　王振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白血病中最为凶险的一种，相比其他血癌类型，虽然它发病率并不多，但发病急骤，恶化速度惊人，死亡率很高，通常从发病到去世不过一个星期，甚至只有两三天，根本不给医生留一点时间和机会。可以说自从做血液科的医生以后，一直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决心要研究这个病。

　　记者：1960年，您从医院调到基础部，搞病理生理研究，后来教法语、搞教改，下放农村，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光。现在回首，您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王振义：这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我没有浪费时间，搞病理生理研究，使得我更相信更清楚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有助于我认识疾病、治疗疾病，做一个真正的医生。如果只知道看病不知道什么道理，不研究，他是一个医匠，只知道是补，不知道补的东西你应该用什么材料，或者你不知道它什么原因，你根本就补不来。在乡下当赤脚医生时我就学草药。可以说，这近20年的时光对我来说是一种积淀。

　　人生重大转折

　　记者：我了解到，在1978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成为您的研究重点之一，之后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1978年正是改革开放第一年，这一年在您的人生历程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对您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王振义：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没有政治问题的干扰，自由了，环境稳定。条件逐步改善了，研究工作得到真正的尊重。我开始专心研究白血病的解决方案。

　　这一年，我从外文期刊里了解到，以色列专家1972年已在小鼠实验中证明，白血病细胞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分化成熟为正常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家长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使用化学药物毒死它，正常细胞也因之受到严重的损害。“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弃邪归正。当时这个思路就形成了，有了对癌细胞“诱导分化”的设想，就是应用某些药物，作用于肿瘤细胞，诱导其正常分化发育，不要疯长，不再到处乱窜破坏其它组织，向良性转化，变成正常细胞。

　　独创治疗法

　　记者：1986年，您用独创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法救治了首例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这个患者当年5岁，当时她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她现在情况怎样？

　　王振义：当年，我夫人在儿童医院做儿科顾问，她跟我讲起这个病人，高热、感染、出血非常严重，快要死亡了，那我说，就试试这个药嘛。

　　我在用药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的主任都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病人她奄奄一息了，没有希望了，我用还是不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要负起这个责任。结果一吃以后是惊人的效果，一个星期以后，什么发热、感染都好了，三个星期后基本都正常了，一个月后完全缓解。

　　这个患者25岁时我再次见过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现在她已经37岁了，听说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记者：听说当时外国人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而现在这种治疗方案已经被国际上称为“上海方案”。

　　王振义：有了这第一个成功的例子，我用维甲酸又治疗了24个病人，还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最后这24个病人全部好了，我们就写成文章到国外投稿，外国人不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就是请了两个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专门在这方面研究的人去审查一下。这两个专家都到我们医院里边来参观过，他们亲眼看到我们用这个药以后病人好的，我们也给他们一些药，他们也在试用，所以后来他们说我们亲眼看到过的嘛，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联合应用维甲酸和氧化砷治疗白血病，有效率达到90%以上，你看这篇文章，今年六月份登在国际权威性的一个白血病的杂志上，这上面写的是“标准的第一线治疗”。

　　医学研究没有底

　　记者：在您的医学研究过程中，有没有失败过？

　　王振义：当然有。第一个失败是在1979年-1982年，我们那时候研究硫杂脯氨酸这个药物治疗白血病，想使肿瘤细胞转化成好的细胞，结果失败了。这个药使肿瘤细胞的行为稍微发生改变，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个失败是2000年-2010年，我们花10年时间研究一种药叫冬凌草甲素，它治疗另一种急性白血病，对动物有效，对人却不适用。

　　这些说明我在研究过程中碰到过失败，但我没有为这事后悔，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总有不成功的，不能因为一时失败而气馁，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病人的病痛。

　　记者：我国治疗白血病的水平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随着医疗的发展，还有哪些种类的白血病有望攻克？

　　王振义：白血病研究成果我们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就是维甲酸，其他种类的白血病的研究我们都是跟在国外后面，很多药都是国外创新的，我们国内没有。

　　医学研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没有底，有很多未知。白血病有二十多种，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虽然可治愈，但只占急性白血病中的15%，最高20%，还有好多白血病不能治疗。像我们研究白血病30多年了，研究了好几种药物，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最常见的M5白血病（急性白血病的一种）死亡率很高，通过药物缓解率80%，但过一两年又会复发，复发后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至今对维甲酸有一个疑问还没解决，就是为什么肿瘤细胞会从坏的变成好的，这个道理不知道，我们还在研究。我们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

　　三张照片诠释家乡情

　　记者：您出生在上海，我看您的简历上写的是祖籍兴化，您回过家乡吗？

　　王振义：我的祖父是从兴化逃水荒到上海来的，后来就扎根上海了，我出生在上海。

　　兴化、泰州我都去过。我来给你看三张照片：第一张，这是兴化的医院，我去的时候正在建设，当时是2001年5月份，这是当时在建的大楼，现在肯定很不错了。第二张，是我参观郑板桥故居，兴化的卫生局局长、医院院长等人带我参观；第三张，是我2015年来泰州参加医学研讨会。也曾经有人想帮我寻根，但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祖父出来得比较早。

　　记者：您对家乡有着怎样的期望？

　　王振义：我来泰州时，曾经参观了泰州医药的许多方面，泰州有几家全国知名的药厂，有药城，我觉得泰州是一个医药中心。希望我们泰州制造出更多的药，便宜的药，造福更多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