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文学事业空前繁荣的四十年。这个时代是作家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作家应该用文学作品铭记下来的时代。——苗蕾

　　宿迁网讯 （记者 胡继风 整理）在宿迁的文学界，苗蕾算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诗歌、散文、小说，样样都能写，而且还都写得很好，在《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星星》《中国诗人》《当代小说》《厦门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上百万字。

　　同时，因为创作成绩突出，她还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宿迁市公安文联副主席、宿城区作协副主席。

　　面对记者的采访，苗蕾要谈的当然是这个时代和她的文学梦。语如其人，语如其文，苗蕾的叙述朴实而亲切、从容而恬淡……

　　幼时，父亲常说我是个极聪明的孩子，会挑时间来到这世上。母亲也常常念叨，说我赶上了好时候。1978年出生的我，就如改革的春风一样，温暖着父母的心田。

　　幼年的记忆里虽没有锦衣玉食，但是温饱是没有顾虑的。常听父母闲聊时感慨过去的日子贫苦，要搁以前，我就得跟他们受罪了。虽然父母这样知足，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还是颇有微词的，因为一年到底难得吃上几回肉，也穿不上几件新衣裳。

　　随着改革的春风愈吹愈深，市场经济渐渐活跃起来，父亲也开始跟别人学做点小生意，渐渐地家里有了余钱，父亲便跟母亲商量送我上学。父亲是个读过书的人，当时在我们村里算是少有，就因为没赶上好时候，书读不下去了，只好回家务农。所以父亲比村里一些人家更看重读书这件事，同村很多比我大一两岁、甚至更大一些的孩子还在外面疯玩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我送去上小学了。

　　父亲爱读书，出门办事经过镇上或县城就会买上一两本带回来。父亲的见识也与别人家的父母不同，他觉得读书很重要，特别是农村的孩子，想要洗净两脚的泥巴，只有读书一条路。

　　少年时的我很叛逆，也有一部分受那时农村大环境的影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村前村后的追打嬉闹，我就对父亲将我关在家里要求看书这件事很反感，甚至怨恨。趁着父亲外出务工或做农活之时，我就偷偷跑出去疯玩。父亲知道后，生气是免不了的，但是责罚又终究舍不得。就这样，我把该拼搏奋斗的大好时光多半都荒废在捉鱼摸虾、追蝴蝶粘蜻蜓等玩儿上，以至于连一个像样的大学也没考上。但是，我的作文却出奇的好，估计这也是跟父亲一直耳濡目染带头读书分不开的。我也一直有个梦想，将来当个作家，但是看当时的情况我的作家梦算是泡汤了。

　　幸运的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形势越来越好，父亲的生意也做得顺风顺水，家里有了一定的积蓄。父亲决定拿出一笔钱来，给我选一所像样点的自费大学，父亲说会写文章的人蠢不到哪去，总会有一番作为。大学的生活相对中学时代轻松了许多，也过了青春叛逆期，开始学会思考和规划人生，更多的时候喜欢一人静静看书或发呆，做做自己的文学梦。书读的多了，视野也随之开阔，有时候受书中的文字情绪感染，会忍不住奋笔疾书一些心情小文。一次学校组织的校刊比赛，让我崭露头角，可谓一鸣惊人。这之后经常会有一些校内的文学社团邀请我参加活动，写作的激情也被进一步调动。

　　毕业了，工作自然选了与文职有关的，面试顺利过关。当我感激父亲对我人生的每一次正确导航时，父亲却总说是我赶上了好时候，不然他就是再有心也没有力助我。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们忽然发现生活不只有吃喝拉撒，还应该有些更高的追求，不然就显得很不完美。大家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了生活而努力，开始讲究精神境界和自身的文化素养，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运用，各类文艺网站、文学论坛应运而生，文学的春天悄然生发，于我而言可谓如鱼得水般欢愉。但很快却发现，看文学性东西和评论的人越来越少了，而那些类似快餐文化和鸡汤文却越来越被人们乐道。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写作陷入低谷，觉得文学时代过去了，以至于很久没有动笔，更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字作品。像所有甘于颓废的人一样，我把自己的文学梦放逐到了尘埃里。

　　直到十八大召开，之后习主席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提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充分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和纯文学逐渐回温，人们在短暂的快餐文化带来的兴奋麻痹之后，开始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和内涵文化。特别是十九大召开以来，关于文化提升软实力的论证在各行各业盛行，很多政务文化、企业文化应运而生，大有文化复兴之势。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个体的我来说，似乎打了一剂强心针，我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沉下心来认真挖掘传统文化魅力，力求将中华礼仪、东方智慧内化于心，努力把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相融，不急于落笔，学会接受新事物，新的文化产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觉得我的文学梦正在路上，并坚信会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