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网讯 （记者 徐其崇 周妮）秋高气爽的季节，泗洪县陈圩乡祖姚村二组的一户村民家门前的池塘里开出粉色、黄色、白色等鲜艳的荷花，93岁老人周国英精神矍铄地眺望着池塘和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老伴张加强已经去世4年了。小女儿为了照顾我，就把我接到她家里来生活。”周国英说，她常常会坐在小女儿家的门口，静静地回忆着当年那些难忘的日子。

　　父母曾给她定下娃娃亲

　　昨天，记者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泗洪县陈圩乡祖姚村，见到了身体还算硬朗的周国英老人。据村干部介绍，周国英老人身体很好，眼不花耳不聋，平时还能干农活。采访中，记者不需大声说，周国英老人便能听到，还能清晰地讲述过去的往情。

　　1925年，周国英出生在泗洪县陈圩乡祖姚村一个清贫的家庭。“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父母包办婚姻，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父母就把我许配给了庄子上的另一户人家。那时候，我已长成大姑娘了，也没跟那个男的接触过。”周国英老人说，后来她当兵参加抗战了，那门亲事自然也就黄了。“男方父母听说我去当兵了，就主动提出退了这门娃娃亲。”周国英说。

　　1942年秋天，新四军第四师拂晓剧团经常到陈圩乡祖姚村慰问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在该村，17岁的周国英天天来到拂晓剧团看演出。演出结束，她主动与剧团的干部、演员一道，收拾道具、帮剧团打杂。就这样，周国英便和拂晓剧团的成员结下了友谊。

　　终于穿上军装圆了当兵梦

　　据介绍，拂晓剧团是由彭雪枫精心培育起来的。拂晓剧团组建于1938年10月。随着游击队深入敌后，拂晓剧团以舞台为战场，战斗在豫皖苏边区，成为活跃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文艺轻骑兵。彭雪枫曾说过：“文化斗争并不比军事斗争或政治的斗争次要，相反，文化运动总在革命斗争中起着先导作用。革命运动首先反映出来的是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先做了革命实践的思想上的准备，而后又直接指导着革命实践。除开那些单纯军事观点的人，我们共产党是没有不重视文化工作的。”

　　周国英老人说，她很想当兵。一天，她主动到剧团的领导那里，要求参军，加入拂晓剧团。当时部队有个张科长，看到她又矮又瘦，问她到部队能吃苦吗？怕不怕死？她当时就向领导表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张科长看了看她，笑着说：“明天把你父亲叫来，他同意你参军，我就收你。”第二天早晨，周国英把父亲喊起床，和他一起去找张科长。到张科长那里，其父亲和张科长聊了一会，张科长便叫工作人员拿了一套军装给她，叫她换上了。

　　难忘当年排练文艺节目

　　到了部队，由于周国英年龄小，战友们都喊她“小鬼”，待她就像亲妹妹一样，教她识字、唱歌、跳舞等一些基本功。不到一个月时间，周国英就进入了角色。

　　1942年冬天，拂晓剧团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时，利用春节三天和元宵节的晚上，和民间艺人一起组织了花挑子、旱船队表演，白天走街串巷，送戏上门，晚上到师部驻地———半城去表演。她记得元宵佳节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欢迎旱船队、花挑子来表演。她们边走边演，一整夜未走出半城，直到东方发白，男女老少仍余兴未尽。

　　周国英参军后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彭雪枫师长来到拂晓剧团，给大家提了个建议，要求全团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用艺术形式对部队和群众进行形象化教育。

　　当时，剧团领导坚持认为：紧跟形势，配合任务，正是拂晓剧团为战争服务的手段。用艺术形式和革命内容相结合，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舞台作品，是大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随后，剧团就把曹禺名著《日出》《雷雨》陆续地搬上舞台，这也是接受了彭雪枫师长的提议之后才排练的。

　　由文艺兵改为卫生员

　　周国英老人说，当时为了演高规格的节目，他们采用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成功经验。在一个剧目中，需要演奔驰火车的情节，但火车不可能在舞台上出现。经过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将破袭津浦路时留下的铁轨搬上舞台，用长条凳排列起来当枕木，上面架上铁轨，把面对观众的一面用土色的布蒙上形成一个斜坡，再涂上些泥巴。这样，一段路轨就在舞台上出现了。为了呈现车轮滚动的节奏声，演员们用两只煤油桶摞在一起，再用两把算盘在煤油桶上有节奏地拍打，终于发出了火车奔驰时的声响。这种逼真的演出，受到了当地老百姓高度称赞。谈到这里，周国英老人很是兴奋。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国英离开了拂晓剧团，转到了新四军四师九旅，随部队到山东参加解放战争。自己的身份从此转变了，由文艺兵变为卫生员，由后方转向前线。周国英老人回忆说，当时部队急行军是常见的事，一晚上最少也得走七八十里路，最多能走一百多里。“有一次，我们几个觉得跟不上了，就把身上的包袱找地方藏一下。等部队驻下，我们再回来取。”那时毕竟年纪尚小，掉队时有发生。周国英说掉队了还能碰上别的队伍，就跟着人家走，然后再找自己的部队。

　　而立之年的她嫁给了战友

　　因为年龄偏小，周国英被安排在后勤野战所当卫生员，给伤员包扎伤口、洗衣服、做饭……战斗结束后，周国英还要和战友去战场上，把牺牲战友的遗体抬回来掩埋。“他们都是英雄，都是兄弟姐妹，我当时不害怕！”周国英老人眼含泪水说。

　　“我在卫生队的时候，认识一位排长名叫张加强，他的老家和我家是同村。我们是在战火中结下友谊的。我们从战友发展为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周国英老人说，丈夫去世后，其一代身份证一直留在她身边，没事的时候总会拿出来看。“他比我大两岁，我们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家结婚的，结婚那年我已经30岁了。”周国英老人回忆说，结婚之日，她只是穿上了一件蓝布小褂和一双红鞋。

　　“我们两口子后来都在当地务农，育有3个儿子3个女儿。也许是我们都曾经历过战火的洗礼，都十分珍惜后来所拥有的一切。尽管过去日子过得很清贫，我们两口子真是互敬互爱，一辈子没红过脸。”说着，周国英老人端详着老伴遗留下来的一代身份证，仿佛往日夫妻携手支撑一个家庭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现在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了，党和政府没有把我忘记，给我落实了优抚对象政策，一个月也能拿到1000多元，真希望国家越来越强，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采访结束时，周国英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