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9月4日讯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民的伟大胜利由战士的巨大牺牲奠基。宿迁是革命老区，新四军在此创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主要根据地之一。数以万计的宿迁子弟参军打鬼子，许多人忠骨埋青山。自2015年起，我们宿迁晚报的抗战老兵寻访小组，采访了180位老兵，听他们讲述烽火岁月的英雄故事。

　　为国仇家恨十四五岁上战场

　　我们采访的老兵，平均年龄89岁。70多年前，他们还是十四五岁的乡村少年，大多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懂得，决不能做亡国奴。

　　1942年，葛聿品14岁，大哥葛聿祥、堂哥葛聿俊参加了彭雪枫师长的队伍，葛聿品也要从军。第一次报名因年纪小没成功，他不甘心，经常给新四军传递日军据点的情报。第二年再报名，成功了。不久，他夜间行军抬重机枪摔断了腿，不能上阵打仗，改做地下联络员，负责泗洪、宿迁、新沂等根据地之间的联络工作。“为了送信，我惯常一夜来回跑几十里地。日本兵封村，动不动上家里抓共产党，我家因为出了当兵的，房子被烧了三次。

　　抗战胜利前夕，葛聿品带着游击队赶往新安镇执行任务，在一片林地遭遇一队日军，鬼子机枪大炮火力全开，葛聿品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子弹打完了，刀也砍豁口了，我们才突围。出去时几十个人，一晚上就剩下十几个，太惨了！”老人用双手捂住了脸。

　　采访中，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家兄弟三人去打鬼子，只活我一人！”

　　也是在1943年，也是在15岁，韩兆金参加新四军。

　　韩兆金幼时，父母在苏州工作，他在宿迁老家读私塾。1942年前后，日军在苏州、上海一带狂轰滥炸，韩兆金的父母失业了，只得回老家，可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这片土地。一家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搭个窝棚住，没有吃食，“最后，把我的小妹妹卖了，换了两斗粮食……”韩兆金老人痛哭失声。

　　韩兆金有文化，头脑活络，上级安排他做侦察兵，以孩子的身份做掩护，往来各乡镇，搜集日军据点的情报。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韩兆金拎着一篮花生，在一个叫“叶桥”的地方叫卖，忽然看到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这人平时不在家，组织上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机会，当时我就想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他立即向上级汇报，同时严密监视汉奸动向。韩兆金和另外两名战友在汉奸家外埋伏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那汉奸出来上厕所，韩兆金和战友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没费一枪一弹将他抓获。

　　说起与日军、汉奸周旋的故事，韩兆金时时提起战友的名字，无限感慨：“我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我一次次死里逃生，替他们看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不识得家人 却不会忘记抗战

　　有人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但老兵的抗战记忆不会抹去，即使连家人都不认识了，也不会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热血的青春。

　　因为病痛，90岁的徐光彩记忆力衰退，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连儿子都不认识，但他记得：“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我们去时，徐光彩正坐在屋檐下，仰望着从檐上漏下的阳光，一声不吭。“前几年，他身体还不错，哪知今年突然糊涂了，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徐光彩62岁的儿子徐乃会说。

　　这样的老人还能给我们讲述什么？

　　“您打过日本鬼子吗？”当我第四次大声重复这句话时，徐光彩的眼睛忽然转动了一下，他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然后又陷入沉默。

　　“您在哪里打过仗？”“打仗怕不怕？”“打仗受过伤吗？”我反复提问，果然，“打仗”这个词帮他在混沌中找到了记忆的头绪。

　　“我父亲去世得早，娘几个靠要饭活命，我去当兵有吃的。”

　　1944年，徐光彩参加了新四军，到山东一带打日本兵。他是炮兵，当过班长，用的是“六〇炮”，老人做了一个炮弹上膛的动作。“在济南那次打得最惨。那是6月里，小鬼子把我们困在一个山头整整一个月，天天下雨，一个月没吃过粮食，全靠吃山上的树皮树叶、野果子。”这一仗只有三成战士突围。

　　徐光彩后来的讲述几乎全是碎片：“每天都行军，一夜要跑一百里地！”“我们武器不如人，要打游击战。”“冬天太冷了，手脚都长冻疮。”……

　　当我们起身要离开时，他又大声说：“我叫徐光彩，1944年的兵！”

　　今年94岁的王启，是唯一一个采访中没说过一句话的老兵。长期战斗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1952年，王启离开部队，回到宿迁。

　　王启的儿子王克德告诉我们，父亲识字，在部队先是做文化工作，参加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王克德说，父亲精神正常时，会讲抗战故事，会唱国际歌，会讲牺牲的战友，比如“日军经常狂轰滥炸，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父亲精神出问题时，要到扬州的复员军人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王克德说，先是爷爷送父亲去，他14岁时接替爷爷，带着父亲去扬州看病。

　　采访中，王克德将抗战纪念章拿出来给大家看，原先对周边环境很漠然的王启一反常态，在之后的采访中始终专注于纪念章———或是仔细擦拭，或是挂在胸前，或是装进口袋里……

　　老兵们已届耄耋之年，又有健康问题，采访很困难，但总有一些关键词宛如钥匙，能够打开他们的记忆之门……

　　一生追求信仰 不害怕不后悔

　　老兵们出生入死，是奔着为民族争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这信仰是他们一生的追求，从未淡化。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这铿锵激昂的歌曲，是91岁、75年党龄的老兵戴大桃在唱。

　　“1941年底，乡里和村子周边聚集了大量鬼子和伪军，周边几里地还有鬼子的碉堡，很多乡亲被鬼子打死了。”1942年1月，17岁的戴大桃“跟党走，抗日去”，先后进入新四军独立团第九连二排四班和陈毅警卫营。

　　“那时候我们小队正在李口打骚扰战，多次偷袭成功，搞得鬼子白天加强巡逻，晚上只敢留一个人在碉堡前站岗。我们小队就计划烧碉堡。夜里，班长带领我们一个班，每人挑着一大挑秸秆，悄悄靠近碉堡。我主动请缨去堆秸秆、点秸秆。”戴大桃将秸秆堆在碉堡下点燃，并将燃烧着的小捆秸秆投掷进碉堡，碉堡终于被烧毁。

　　戴大桃说，那时战士们最大的愿望是立下战功，火线入党。保安小队队长吴士奎（音）是队里唯一一位党员，他见戴大桃作战勇敢，便要介绍他入党，戴大桃很激动。吴士奎问他为什么要入党，戴大桃说：“打仗，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我不怕死不怕牺牲，我要跟着党解放全中国。”1942年3月的一天，一场战斗后，戴大桃在一片树林里秘密宣誓入党，距他参军仅仅两个月。

　　抗战时期，宿迁地区为党输送了许许多多英雄儿女，女子顶起了半边天。1939年，16岁的华玉兰目睹日军暴行，不顾家人反对，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之后带着同村好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加入新四军小鬼班。

　　华玉兰说，小鬼们年龄小的十二三岁，大的十五六岁，她是大姐姐，要时时处处照顾小鬼们。有一次，行军180里，没饭吃没水喝，又累又饿，老百姓见是一群孩子，很心疼，把家里的煎饼大葱拿给他们。华玉兰一口不吃，把干粮收起来。连长问她为啥不吃，华玉兰说：“留着给小鬼们饿了再吃。”

　　因为华玉兰参加革命，村里恶霸将她父亲埋在雪地里，将她母亲吊起毒打，是新四军赶到把人救下。华玉兰把父母安顿好后，又跟着部队出发了。记者问她：“父母遭这么大的罪，你当时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后悔？”老人答：“不害怕不后悔。只有跟着党走，才有出路。”

　　华玉兰1949年7月入党。她保存的党员证上，一笔笔记着她交的党费，5毛钱，6毛钱，1块8毛钱……没有落下过一次。

　　今年5月，93岁的葛聿品去世。截至2015年5月，健在的宿迁老兵有1020人，仅仅3个月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位数。而倒在胜利前的战士则无法计数。

　　抗战老兵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只有今天仍然崇敬英雄的民族，才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民族。我们千里奔波，采写180位老兵，是希望一代代后人都能记住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