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丁蔚文

12月6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2021年长江江苏段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长江常规鱼类资源呈现明显恢复态势。根据同口径数据统计分析，从物种数量上看，2021年共采集鱼类57种，与去年持平；从规格上看，2021年采集的鱼类体重均值为89.09克/尾，较去年增加152.21%；从资源密度上看，2021年单个监测点平均采集鱼类5.39千克，较去年增加93.62%。

禁渔带来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逐步恢复的态势令人欣喜。然而，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与南京大学的联合监测数据：至2020年年底，长江江苏段共监测到鱼类81种，较2018年增加11种，并发现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达氏鳇。两相比较，此次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鱼类种量少了24种。

长江全面禁渔的背景下，为什么大半年过去，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长江江苏段的鱼类反而比省环境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少了24种？一多一少，记者对两份监测报告进行跟踪调查。

捕捞采样，给每一种鱼“验明正身”

“江无底，海无边”，为了摸清长江鱼类“家底”，科研人员从滔滔江水里，艰难寻找鱼的踪迹。

省农业农村厅的监测报告，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负责监测编制，省淡水所、省海洋所、省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站及南师大等院校共同参与完成。“监测耗时很长，采样的年季变动很大，我们的科考船常年在江上。”刚刚结束长江江苏段秋季调查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项目负责人刘凯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2月到明年2月的冬季调查又已经开始。

“鱼的生存繁衍需要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监测布点越准确、频次越高、站位越多，就越接近真实情况。”刘凯介绍，为摸清鱼类“家底”，现场捕捞采样，给每一种鱼“验明正身”是目前最基本的监测手段。该中心在长江江苏水域设置南京、镇江、泰州、常熟4个常年监测点，监测涉及南京、镇江、扬州、扬中、泰州、靖江、如皋、常熟、太仓和启东10个江段。每次鱼捕捞上船后，要请老渔民先看样，科研人员按照鱼的形态、鳍条数量、体长体高比、侧线鳞片数量等进行鉴定，再根据《鱼类志》确定其种类。

“相关辅助监测，包括水声监测、放流物标志回捕、DNA基因监测等多种方式，我们也采用进行参校，多种监测方式结合，才能更接近实际资源状况，但这些方法都只能是采样捕捞的辅助参考。最终监测结果，只能按照捕捞采样公布。”刘凯告诉记者，经过连年累月的艰苦调查，才能基本摸清每一年度长江鱼类的“家底”。

刘凯介绍，捕捞采样在监测到鱼类种数的同时，还能监测出鱼的规格、资源密度等。以公众广泛关注的长江刀鲚（刀鱼）为例，2021年体重均值为77.6克，较去年增加8.4%；资源密度两次监测分别为4.32×10000尾/立方千米和0.33×10000千克/立方千米，较去年分别增加96.4%、106.3%，增长趋势尤为明显。

我省多年前就开始了长江江苏段鱼类资源监测。2001年起省淡水研究所开展长江江苏段鱼类资源调查，历时7年，2008年发布调查结果:鱼类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61种锐减到110种。《2016年江苏省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监测到鱼类66种，2017-2018年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的水野普查公报白皮书鉴定鱼类63种。

杯水取样，两年多出11种鱼

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2020年长江鱼类81种、比2018年增加11种的监测报告，今年5月经权威平台发布后，全国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在长江“十年禁渔”开局之年，引发极大关注。

记者了解到，该报告的监测数据系由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采用环境DNA技术监测获得。该技术通过提取鱼脱落在江水中的细胞、组织、排泄物等来获得其DNA信息，再与基因库中的DNA身份信息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江中是否存在某种鱼类。然而，省环境监测中心、南京大学联合调查团队主要人员向记者坦陈，监测结果“缺乏科学性、权威性”，两人对监测结果已被发布，并在各大媒体报道，均表示不知情。

南京大学负责监测的主要人员是环境学院的助理研究员杨江华。他介绍，相比传统捕捞监测，环境DNA监测法只需要5-10升水，一个断面可发现20至30种鱼。怎么看待环境监测中心报告中“两年多了11种鱼”？杨江华的回答让记者很意外：“环境DNA是一个概念，监测报告是两次环境DNA调查结果，作为每个年度代表，这很不科学。对这个数据过度解读，是对大众误导。”

杨江华告诉记者，因为没有项目经费，2018年、2020年两次监测都是他们团队自己花钱做的，一次花费约20万元。“长江这么大，一年最少做三四次才有底气。强调比两年前多出11种鱼，这没有意义，本来两次调查得到的数据都有偶然性，上下浮动十来种很正常。”杨江华表示，“长江江苏段鱼类到底有多少种？以后做多了会接近真相。多做几次，准确率自然就提高了。但数据库系统很花钱，成本要1000多万元。”

省环境监测中心的杨雅楠参与了2020年的3次监测，团队共3人，另两人是助手。她表示，生物不像水质那么好监测，要定期、长期监测。“监测次数少，结果就是偶然的；偶然性对应不确定性，向公众公布的成果也缺乏科学性、权威性。”

“长江禁捕后，短时间内资源量有变化，但物种数不会有太大变化。”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仲霞铭研究员明确表示，“环境DNA数据站不住脚，因为江鱼不是在水缸里。没有种，两年不可能冒出来11种鱼。”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徐跑判断，突然多出来11种鱼，要么是其他水域漂流过来，要么是人工放养或养殖逃逸的外来物种。“一种新的鱼类，不是平白无故一经保护就能冒出来的。上游过来的鱼、季节性鱼类、洄游的鱼，不排除有增加的可能性。”省长江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办公室段斌表示。

刘凯说，环境DNA方法可取之处是只需要采集水样，对水生生物没有伤害，缺陷是在流动水体监测，误差很大，“在小区域做大尺度DNA监测是不靠谱的，长江江苏段鱼类监测，在南京等地取水监测的结果毫无意义，因为鱼的细胞、脱落组织和排泄物等会顺着江水漂流下来，在江苏段取到的样本，很有可能监测到的是安徽段、江西段的鱼，这是DNA监测最大的缺陷。”

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监测报告称，在长江江苏段还发现了比大熊猫还珍贵的国家一级野生动物达氏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农业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危起伟认为，“达氏鳇只有黑龙江流域才有，存活在寒冷的北方，长江的水温达氏鳇不可能生存。”他判断，应该是有关人员将外来杂交鲟误作达氏鳇。对此，杨江华的解释是，“长江里确实测到达氏鳇基因，但通过基因无法区分是杂交鲟还是达氏鳇。”

“每年南京、常州放流数十万尾胭脂鱼，长江江苏段最确凿存在的鱼，该报告却说没有监测到，太不靠谱。”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禄口基地主任李潇轩说，胭脂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江本土鱼类，江苏每个江段都能见到，仅2019年7月，一次就放流了他们基地培育的30万尾胭脂鱼。在我省渔政执法案件和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2021年长江江苏段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报告中，记者都发现长江江苏段胭脂鱼的存在。

数据发布，要多一些务实和审慎

“这份报告不专业，不了解渔业，不了解鱼类分布。两年就能多出11种鱼类,如果恢复水生生物这么容易，长江还需要‘十年禁渔’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处董晓平说。

对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这份长江江苏段鱼类监测报告，水产渔业界的众多专家和业内人士提出质疑，并感到诧异和忧虑。本来，对长江鱼类资源采用不同的监测手段得到不同的监测数据很正常。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调查、科学分析，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理性辨析，去伪存真，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都不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监测结果。长江江苏段鱼类资源的监测报告，事关全省公众的重大关切，事关长江生态保护一系列决策的成效，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理应具备足够的科学性、权威性才是。

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决策部署在沿江各地逐步落实，长江生态环境不断趋稳向好，水清岸绿、鱼跃人欢的可喜景象不断增多，这是沿江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持续不懈深入推进沿江生态环境整治的结果。2020年7月，江苏在沿江各省份中率先实施长江禁渔。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全面实施“十年禁渔”。江苏禁渔还不到一年、长江“十年禁渔”才短短几个月，就发布“两年增加鱼类11种”这样的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消解公众对长江大保护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还会对政府决策产生误导。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考察调研时指出：“长江‘十年禁渔’是一个战略性举措，主要还是为了恢复长江的生态。10年后我们再看效果。”“10年后我们再看效果”，需要的是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来不得半点急躁和虚浮。

危起伟表示，长江生态是渐变过程，恢复长江生态，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定力。长江禁捕退捕是党中央的决策，也是根据之前长江资源做的决策。鱼类恢复有一个过程，有的种群恢复很慢，比如长江鲥鱼已经功能性灭绝。生存年龄短的鱼类，比如刀鱼种群恢复会快一些。禁捕之后会有什么变化，要让时间去检验，不要过早下结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推动长江资源有效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在‘十年禁渔’上保持定力、深处着力、精准发力、持续用力。”省长江禁捕退捕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