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胡福明

　　中国江苏网讯 193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四十载筚路蓝缕，四十载春华秋实。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从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到创新型经济的蓬勃兴起……改革开放40年来，江苏大地上发生的历史巨变，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聆听历史回响，江苏人不会忘记40年前的今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以江苏学者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文章，被誉为“春风第一枝”，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引发了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催生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让历史照亮未来，让历史启迪未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新华日报记者专访了83岁的胡福明先生。他的深情回忆，既饱含对解放思想的认识，又融入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现实情怀。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

　　记者：40年前，《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写这篇文章的？您的理论勇气从哪里来？您的理性判断从哪里来？

　　胡福明：这篇文章是当时的需要、时代的产物。正如有句老话所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大家都晓得，十年内乱给我们党、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国人民温饱不足，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迫害，知识分子也成为“臭老九”。像我这种贫下中农出身、苦读20多年书到南大教学的人，都被批判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当时我感到，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然而，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我感觉不太对头，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反复思虑，逐步坚定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完全对立的，所以我认为，“两个凡是”一定要破，不破，中国人民就不能前进。

　　但是面对“要不要写文章，敢不敢去发表”，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已当过一次“反革命”，劳动改造了好几年，戴过高帽子，扫过厕所，游过街，拉过板车。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骨气有信念的，在时代更迭之时，都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在前面。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我没有发现“两个凡是”的错误，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可发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而不去批判，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记者：写这样冲破思想框框的文章，确实不简单也不容易。您能否再详细透露一下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经过？

　　胡福明：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批判“两个凡是”错误，不能直抒胸臆，这是我面临的难题。仔细推敲、琢磨分析后我发现，“两个凡是”的根据，就是林彪鼓吹的所谓“天才论”“巅峰论”“句句是真理”等错误论断。1977年12月，我通过再阅读再学习，确定了这其实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时，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写作的突破口——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当时，夫人生病住院，我在陪护夫人的同时，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分批带到医院。在医院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我仔细查阅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整理了数十条。写了改，改了抄，抄了再写，1977年8月30日，经历酷暑，我的文章终于写成了，有8000多字。

　　文章寄给谁？我很快想到了《光明日报》的王强华。他在南京一场理论界座谈会上，听到了我的唯生产力论观点，并向我约过稿。1977年9月，我把文章寄给他。1978年1月20日，《光明日报》来信，告诉我文章要发表，但要做修改。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知道了，把我接到报社去。我见到了当时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哲学版发表，后来觉得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还要继续修改，今天请大家来提意见。马沛文第一个发表观点，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说：“这个做法不妥，不能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这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文章就没办法发表。”最后，杨西光发表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要写得更尖锐，进行更深入批判，加强文章的战斗性；二是不给人抓住小辫子，要稳妥，要完整，不要让人产生片面性。就这样，我每天改稿，改后送给《光明日报》，对方反馈来意见建议后，再做修改。连续四五天打磨，改了有七八遍。

　　会议结束后，杨西光将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当时和夫人同时住在那的他，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来，他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被调到《光明日报》的经历。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杨西光再次来看我。他说：“这篇文章，是你起头搞的，但是发表的时候，我们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回答说，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能扩大文章影响。我是学新闻出身，这我懂，完全赞成！

　　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华社再向全国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次日转载。此时，我心潮澎湃，写初稿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战斗，到了定稿发表之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工作。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

　　实践产生新思想

　　思想指引新实践

　　记者：您的文章之所以发改革先声，源于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真思、真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鲜明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们想请教一下，当前怎样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胡福明：伟大思想总是与伟大实践紧密相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实践创造中得出来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入手，发布了中央八项规定，“打虎”“拍蝇”“猎狐”等反腐倡廉举措赢得了党心民心。新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特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宣示了一个大道理，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