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座城市的宜居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有一套沿用了若干年的专家指标体系，其中，GDP规模、人均绿地率、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农业现代化率等被奉为圭臬。然而，9日在南京举行的总规修编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规划界“大咖”们认为，该指标体系因脱离居民的真实感受，已不能适应城市转型和发展需求；要实现“人的城市化”，城市需用百姓感受代替专家指标。

　　市民向往的，不一定是一线城市

　　“市民对城市的期盼，跟政府追求的、规划师想象的，有时并不一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针对长沙市民所作的问卷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多数市民希望长沙的未来，不是建成“高大上”的一线城市，而是杭州、成都这两大二线城市，前者是“人间天堂”，后者是“天府之国”，两座城市都将宜居休闲演绎到极致。

　　“所以，城市以人为本，不能总是强调规模、产业、总量等指标，规划建设要更加关注环境品质、生活质量。”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薛峰说，宜居、繁荣、安全是城市发展的方向，然而当下的规划指标体系未能充分体现这些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有的在实施中甚至出现了偏差。

　　薛峰举例说，我们一直用“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作为体现城市医疗水平的指标，事实上，虽然床位数比例高、医疗技术发达，但大城市市民依然面临看病难、看病贵；同样，城市绿地率是评判城市宜居的重要指标，南京绿地率很高，但分布不均衡，老城南、老旧小区绿地游园不多，市民休闲并不方便，是老城环境综合整治要补的“短板”。

　　流动人口“市民化”，成本没有想象的高

　　实现“人的城市化”，还有一个绕不开却值得推敲的指标——城镇化率。统计显示，我国2016年城镇化率已达56.1%，城镇常住人口达7.7亿。按照统计口径，“常住人口”指的是居住城镇6个月以上的人群，并非“户籍人口”，这部分人群加上流动人口，多数并未享受到本地户籍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成为他们的普遍际遇。

　　“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说，2亿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重要的就业大军，却难以“化”进城市，难觅上升空间。他们及其背后四五亿人的农民工家庭，被迫分居两地或在两地徘徊；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可多数城市至少在市民待遇、公共服务上，尚未视他们为“自身的一员”。

　　总规修编，期待城市把有固定就业的农民工计入“市民人口”，在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配置上统筹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成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叶裕民建议，以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为突破口推行市民化，推进“2242分成置业”，即，20%有实力的农民工市场化购房，20%的由开发园区或企业提供宿舍，40%的中低收入者通过城市更新解决，20%的最低收入者由政府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她认为，安居才能乐业，有了“空间依托”，流动人口迁移才能实现“家庭化”，走进社区成为市民。

　　城乡协调发展，摒弃“城市中心主义”

　　城乡统筹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评价的重要指标是农业现代化率。专家认为，农业提高良种率和科技、设施水平是必需的，但如果片面强调土地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现代化率”，会造成农村人口流失和乡村风貌丧失。

　　“乡村复兴是全面的复兴，包括乡村环境优化、农副产品优质、乡土文化传承，不单单是农业现代化率这一指标。”叶裕民认为，片面强调农业现代化率，其实是站在城市的立场，让农村单纯成为农副产品提供方，是城市中心主义的体现，从南方某大城市的实践来看，资本下乡推动的所谓“农业现代化”，并未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农民流转土地后，拿到的土地流转金和打工收入根本不能和农业园经营收益“相提并论”，其实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壮劳力外流后农村人气凋零、丧失活力。

　　专家认为，城市反哺乡村、城乡协调发展，要充分考虑本地农民就业，尊重农民的多种经营选择，除了农业生产，还应从事旅游农业和少量加工业，这样才能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乡村机理，避免成为“城市附庸”。“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城市发展要保护好这样的‘诗画江南’，而不是使其成为回忆。”杨保军说。

　　本报记者 顾巍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