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小传】

　　孙津川，1895年生，安徽寿县人。

　　1925年8月，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3月，任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1928年3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1928年7月，孙津川在南京被捕，10月牺牲于雨花台。

　　【口述人】

　　孙以智，孙津川烈士侄女。81岁。

　　大伯出身贫苦，做一天工只能喝一罐稀饭

　　“大伯从小家境贫寒，成绩优异的他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中，但是家里拿不出钱供他读书。”孙以智说，后来老家又发了大水，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们逃难到了南京，落脚在如今的晨光厂附近。

　　“爷爷经人介绍，进了金陵制造局当漆匠。14岁的大伯则领着8岁的我父亲，去厂里当童工。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起床了，提着奶奶准备的一罐稀饭、两块咸菜去上工。因为个子太小，够不到操作台，他们就站在小板凳上，用小锉子锉零件，一天要干16个小时。”

　　“看着厂里资本家的儿子每天坐着黄包车上学，而自己不仅没书读，还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大伯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从心里发出呐喊，同样都是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孙以智说，大伯跑去问爷爷奶奶，得到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你命苦啊，生在穷人家。”

　　社会的不公，就这样在一个14岁少年的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孙以智说，1922年，爷爷去世后，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大伯身上。听说上海工资高，他就去了上海，在当时的“大中华纱厂”做工，亲眼目睹有一个工人因为连续工作了10多个小时，昏倒在工作台上，一条胳膊被卷进机器里。可厂里的资本家竟然不肯送他去医院，说既然不能干活了，马上开除。“大伯和几名工友看不过去，上前评理，得到的答复是‘连你们一起开除’。”孙以智说。

　　他鼓励工人“拧成一股绳，改变自己的命运”

　　1923年春，孙津川进入吴淞机厂做钳工。1925年初夏的一天傍晚，孙津川在回家途中，遇见了被中共上海地委、上海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派到吴淞机厂开展工人运动的地下党员彭干臣正在街头演讲，令他深受触动。同年8月，在彭干臣、王警东的介绍下，孙津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底，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成立，孙津川任书记。“大伯教工人们学文化，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告诉他们，为什么穷人这么穷，富人这么富，都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他鼓励工人，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改变自己的命运。”孙以智说。

　　“1926年，周恩来到上海秘密组织工人武装并发动起义，就住在我们家里。”孙以智说。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下转A2版）

　　（上接A1版）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组成了一个纠察大队，孙津川任大队长。22日，上海北站被攻占，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28日，沪宁沪杭铁路总工会成立，孙津川当选为委员长。

　　1928年3月，孙津川就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7月初的一个夜晚，他去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开会，在路上被特务包围，被捕入狱。

　　奶奶探监，大伯咬了一半梨暗示必死决心

　　“大伯被捕后，敌人想尽了办法，也没能从他口中套出半点党的机密。”孙以智说，敌人问大伯，南京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多少名，大伯回道“只有我一个”。敌人见碰了软钉子，决定用好处收买大伯，于是陪着笑脸摆了一桌宴席，哪知道大伯走进去，一脚便踹翻了桌子。

　　“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对大伯用刑，给他上了老虎凳，用钢铁条抽他，抽到浑身鲜血淋漓。但大伯依旧咬紧牙关，不吐露半个字。敌人无计可施，决定用最后一招，他们找来了我奶奶，企图用亲情软化大伯。”孙以智说。

　　“奶奶知道敌人没安好心，也知道大伯认定的事情，就是真理，绝对不会动摇。想到自己可能很快就要和儿子永别了，她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中秋节那天，奶奶带着月饼去探监，看到大伯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躺也不能坐，靠着墙倚在角落里。奶奶强忍住泪水，喊着大伯的名字。大伯听到奶奶的声音，拖着身体一点一点往铁栏杆前挪，叫了一声，‘妈，您别伤心。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不孝了。’奶奶抹了一把眼泪，拿出大伯爱吃的梨子递给他。大伯咬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递给奶奶，暗示母子从此分离，表达了慷慨赴难的决心。”

　　1928年10月6日凌晨，孙津川被宪兵从狱中提出。“大伯一路唱着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宪兵慌忙将一条毛巾塞进他的口中，一直堵到喉咙。在雨花台刑场，刽子手残忍地杀害了大伯。”孙以智说。

　　义务宣讲大伯事迹，一讲就是30多年

　　“大伯牺牲后，奶奶仍留在南京，住在城南的破庙里，靠帮人缝补洗衣度日。但她始终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孙以智说，奶奶等了21个年头，终于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周恩来总理对我们家非常关心，曾经深情地说过：‘华东有位孙妈妈，他们全家都革命。’解放后，周总理委托南京市委的同志找到了我奶奶，嘱咐他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位‘革命的老妈妈’。”

　　听着大伯的故事长大，孙以智从小就十分懂事上进。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文化宫、供销社等单位工作过，后来又到了雨花区法院，从助审员一直干到庭长。1991年，孙以智退休。

　　“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1980年，我就担任了雨花台实验小学校外辅导员，向孩子们讲述大伯和其他雨花英烈的故事，一讲就是30多年。”孙以智说，每年清明，她都要带着孩子们到雨花台去扫墓，让他们念一封写给“烈士爷爷”的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孙以智获评“全国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

　　让孙以智欣慰的是，孩子们一批批地茁壮成长，很多人都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而雨花英烈精神也成了他们的强大精神动力。“建党90周年的时候，很多孩子相约来到雨花台，相聚在烈士纪念碑下，向‘烈士爷爷’汇报思想。他们说，每当人生中遇到坎儿的时候，想起烈士们的勇敢和无畏，就重新有了力量。他们还相约，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再一起来看‘烈士爷爷’。”

　　本报记者 李子俊

　　本报通讯员 张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