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下单、随叫随走、每公里1元……继“共享单车”后，时尚、酷炫的“共享汽车”又成为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南京、成都、武汉、杭州等地的街头一景。谁在参与这个市场？消费者怎么用？如何管理？——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城市，打开有关“共享汽车”的三个问号。

　　谁参与？

　　汽车厂家、运营商、

　　互联网企业“掘金”

　　在大中城市，买车、养车成本越来越高，再加上限行政策、上车牌难及城市停车位饱和等问题，公众对“共享汽车”具有巨大潜在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首汽集团旗下“Gofun出行”、乐视汽车平台“零派乐享”、“宝驾出行”等“共享汽车”品牌已进驻北京市场。在上海，上汽集团与EVCARD合资成立的环球车享已经投放运营6500辆。2017年，公司将实现上海核心交通枢纽的全覆盖，同时还将覆盖至全国50个城市。途歌TOGO首批100辆奔驰smart汽车已投放在人民广场、淮海路、上海展览馆等地。

　　在广州，目前已有“有车”、EVCARD、驾呗等共享汽车运营商。在深圳，比亚迪、中兴、车普智能、联程共享四家企业的1000多辆分时租赁汽车每天活跃在街头；戴姆勒旗下car2share、途歌TOGO两家互联网车企也加速进入深圳市场。主打车型是奔驰旗下双门smart。目前深圳已投放约200台TOGO“共享汽车”，预计今年二季度将达到500台。

　　在重庆，戴姆勒集团旗下的“即行car2go”已陆续在重庆主城区投放600多辆奔驰smart汽车。

　　目前大部分公司选择电动车运营，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国家信息中心去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分享1辆汽车，可以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行为。

　　“共享汽车”的用户以年轻人为主。“北京限行限购，买车很不方便，养车费用也很贵。使用‘共享汽车’既能满足我的需要，还很酷。”26岁的刘晓倩在体验完Gofun后说。

　　怎么用？

　　就近取车

　　远低于出租车运价

　　在北京，记者下载“Gofun出行”手机APP，上传身份证、驾驶证照片，缴纳押金699元。不到5分钟，就获得一个账号。登录账号，记者在距离最近的菜市口地铁站附近选择一辆奇瑞EQ新能源车下单，收费是每公里1元加上每分钟0.1元。记者开车行驶了9公里，用时66分钟，费用总计15.6元，远远低于北京市2.3元每公里的出租车运价。

　　在上海，记者在碧海金沙景区附近一家EVCARD服务点刷卡租赁了一辆荣威E50新能源车，收费为每分钟0.5元。使用结束后回到租赁点刷卡还车、充电。手机APP上显示当天总计使用52分钟，付费26元。

　　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也是“共享汽车”的热门投放区域。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旗下的“即行car2go”押金只要99元。“car2go取车停车并不需要到指定地点，凡是不违规的地方都可以停。”重庆市民、“90后”小伙子黄伟说。

　　与“共享单车”不同，开车上路就有可能发生事故。“共享汽车”如何保障驾驶安全？记者发现，除了在使用前需要验证消费者的身份证、驾照等信息外，不少平台还推出了保险服务。比如，Gofun在确认用车之前，需要选择是否购买价值10元的不计免赔服务。“即行car2go”也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综合商业保险。

　　停车和违章费用则需要用户承担。此外，为避免出现人为锁车、毁车、圈车收费等不文明行为，各大平台都在相关条款中做了规定，并明确了用户需承担的相关费用及法律责任。“押金也是一种管理方式，提醒用户对消费行为负责。”“Gofun出行”首席运营官谭奕说。

　　如何管？

　　以鼓励扶持为主

　　但需设门槛和规范

　　“共享汽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行业本身犹待不断探索和完善。特别是在“网约车”“共享单车”市场出现了一些乱象、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共享汽车”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发展得更为顺畅，也给政府公共资源的管理和调配以及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带来新的考验。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国内多地对汽车分时租赁市场的监管大多仍属空白，无章可循。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海波认为，与“共享单车”不同的是，汽车占用的城市空间和道路资源是比较多的。城市管理者应该积极关注，研究是否需要控制规模、设立市场准入规范、定义车辆性质以及规范安全、保险等问题。

　　当然，多数专家也认同，城市管理者对“共享汽车”行业的发展应以鼓励扶持为主，否则服务网点少、停车难等障碍会制约行业的健康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委员袁奇峰表示，“共享汽车”作为准公共产品，要有公共政策去配套。比如在轨道交通终点站、城市边远地区，或者大学旁，可以在停车场租金方面给予优惠和减免，提供场地支持等。

　　记者近日采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交通管理部门发现，尽管各地尚未出台管理细则，但均表达了对这类新兴出行方式的鼓励态度。

　　有专家指出，“共享汽车”对使用者的素质和社会诚信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建议加快实现企业内部信用信息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衔接，并以此为依据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使用者的消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