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木舟到木帆船，再到轮船，长江航运源远流长。明初定都南京，朱元璋修筑明城墙，长江中下游地区烧造的城砖，向西南地区征求的木材等，均源源不断地运至南京，长江航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副研究馆员、南京城墙研究会副秘书长周源博士所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京明城墙确实是从长江上“漂”来的。

砖窑依水而建

城砖产地涵盖长江中下游5省

南京城墙博物馆馆藏文物都与“城墙”有着紧密联系。城砖陈列厅内，700多块来自长江中下游五省的城砖排列组合，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震撼，观众不但可以近距离接触城砖，还能直观感受明代制砖工艺之精巧，筑城工程之宏大。

这些城砖，几乎每块都有铭文，最初只模印烧造产地，此后又增加各级工作人员的职务、姓名，最终形成九级责任制。根据铭文所显示的产地、各级工作人员的信息，并通过探访原地，检索正史、方志、家谱等文献史料，便能了解到每一块城砖的前世今生。相关研究认为，基于南京明城墙所需城砖数量庞大，当时参与烧砖的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涵盖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5省。

周源现为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他告诉记者：“朱元璋在南方崛起，并向北统一全国，理所当然就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长江中下游这些省份，让他们来烧砖，参与到国家级的重大工程中来。”截至目前，由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发起的南京城墙寻根之旅，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15处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涉及江苏南京栖霞、安徽芜湖繁昌、江西抚州黎川、湖南岳阳君山、湖北武汉江夏等地。

比如城墙博物馆馆藏的一座“馒头窑”，就是从江西黎川易地搬迁而来，它以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同时辅以巨大的油画，再现了明代江西黎川砖窑遗址的宏大场面。而江苏南京栖霞官窑村砖窑遗址，体量较大、结构复杂，并出土了大量带有“应天府”“上元县”等铭文的城砖，其中一扇窑门上还发现了“洪武六年”的铭文砖。据周源介绍，有的专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在都城附近，起到一个示范的效应；这么多窑匠也需要培训，朱元璋要把他的统一标准贯彻到整个长江中下游。

基于此，周源认为，南京城墙是典型的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也是长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地域标识。

开创“砖票”制度

长江“高速公路”延伸至西南一带

砖窑一般依水而建，如此一来，既方便制砖，又利于运输。烧制好的城砖即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地砖窑，源源不断通过河流、湖泊等大小长江水系，运至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南京。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间，令各处客船量带沿江烧造官砖于工部交纳……弘治八年题淮……如有依讬势豪及奸诈之徒不行顺带者，擎送究问。回船查无砖票者，拘留送问。”周源认为，虽然文献没有明说，但“砖票”制度很可能开创于朱元璋时代。“从长江来的船只，只要经过南京都必须捎带城砖，大一点的船就多带一点，小一点的船就少带一点，然后由官方开具一个证明，证明你运砖过来了，凭着这个证明才能回去，当地政府如果发现你没有砖票的话，可能还要对相关人员治罪。”

在多重制度的保证下，一座集四重城墙于一体的旷世城垣最后才得以建成，长江航道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源认为，长江像是运输南京城墙数亿块城砖及其他建材的“高速公路”，“南京城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系在长江中下游5省。”事实上，在明清两代，长江作为运输的“高速公路”，一度将运输线路延伸至四川、贵州等地。

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长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一文介绍，出于营建需要，明清两代对皇木有着强大的需求，这些皇木以生长周期较长、高大挺直的楠木和杉木为主，以用于宫殿、园林建筑上的关键部位；此外，明清时代江南经济空前繁荣，城镇数量急剧增加，富商大贾追求风雅豪侈的生活，园林名胜大批兴建，等等，这些都对木材输入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其时，东南低山丘陵地带的原生林木已被破坏殆尽，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四川和贵州的深山老林，便成了众多木商重点经营的区域，长江流域长距离的木材贸易也因此越发繁盛。

其时，江西的木材由赣江汇入长江干流，顺流而下进入江南各地，而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之木材，也自西向东源源不断地抵达长江下游三角洲，极大程度促进了长江上游与下游的经济联系。

顺应河道变化

运输中枢的江河之滨出现“滩”

众所周知，长江沿岸各处水流缓急不同，河道宽窄不一，修筑明城墙的城砖可以通过大小船只运送到南京，那么，这些木材又是如何运输的呢？

《清雍正婺源木商俞氏长江放排札记》中对长江航运也有介绍，除了描述沿途关卡税例之外，主要反映木商沿水路放排的心得，特别是对长江下游水道沿途险滩的描述，颇为细致入微。其中所涉地名，起自江西湖口一带，终于江苏南京。

据王振忠介绍，当时在一些河流的节点形成了停放木排之处，碰到水流缓急不同或河道宽窄不一时，即将木排停靠滩边，经过改排后才继续前行。比如从清水江至沅江须小排放运，自湘西黔阳县托口开始，由于河床变得越发宽阔，由清水江运来的木排，在此处被重新编扎成较宽的木排，源源下输；木排经湖南至洞庭湖汇入长江，再整合为大排，才能抵御滔滔江流。而在四川，由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沿岸采伐的木材，沿途经由重庆，因有渝关所在，城外的江北嘴一带，就成了木材转输的中枢，木材顺流而下进入长江中游，经过汉口、江西九江等重要榷关；及至下游，又有安徽的芜湖，江苏的龙江关、扬州关和仙女庙等。

这种停靠、堆放木排的江河之滨，被称为“滩”，也叫木滩。有的滩地周围还形成了重要的聚落，官府在此设立榷关，木商则在此处建设会馆。南京上新河的“徽滩”即是其中代表之一。

《上新河竹枝词》曾吟咏：“人家以外有沙滩，十里周遭尽属官，非陆非舟君记取，竹篱板屋是阑干。”王振忠认为，竹枝词中的“沙滩”就是上新河“徽滩”，其作者王友亮系徽州木商后裔，对上新河一带的风土人情极为熟悉。“在清代，上新河徽州木商之奢侈生活，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与扬州盐商骈肩称雄。”

“码头文化”繁盛

催生出南京上新河“徽滩”

很多南京人都知道上新河，可是它的河在哪里，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据相关文史专家介绍，上新河，始于明初。当时，为了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转运进城，便在靠近江心洲的夹江一带开凿了一条河道通往城里，谓之“新河”，因需求量太大，随后又开凿了两条新的河道，最先开凿的新河叫“上新河”。

有河就有桥，上新河上有许多桥。其中浮桥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税关，所有船只航行到此，为桥所阻，须照章纳税，然后税官将桥板拖去放行，所以也叫拖板桥。

上新河是明清时期从上江向南京运输物质的主要水道，一直到清朝，都是运输竹、木、油、麻等物质的主要水道。上新河入江口为长江进出南京的水陆要冲，明代户部在这里设立了钞关，由于它处于南京上游，慢慢被俗称为上关。

作为重要的水陆码头，上新河在当时相当热闹繁荣，其“码头文化”还被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其时，因木材生意而腰缠万贯的各地木材商在此地兴建会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使客居南京的各地商人凝聚为抱团发展的一个个商帮。他们一边追求财富，一边也秉承着“在商向儒”的传统，富而好文、乐善好施，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社会事务中。

木材生意规模最大的徽商，使得“徽州灯”成为当地一景。清代甘熙在《白下琐言》记录了上新河地区灯会的景象：“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灯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丽。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街，灯火达旦，升平景象，不数（输）笪桥。”安徽商人把在原籍相关习俗带到了南京，上新河的都天会灯会的精彩热闹，可以与秦淮灯彩最为兴盛的笪桥灯会相媲美。

上新河地区至今还留有明清湖南、湖北木材商议事的“江汉会馆”以及祭祀的“太阳宫”等古建筑旧址。其中，江汉会馆即位于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校园里，该建筑现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默默诉说着一段辉煌的历史。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