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5月13日南京讯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人们习惯于用“五千年文明史”来形容。很明显，“五千年”不是由我们这一代人计算出来并喊出来的，而是在推翻了封建帝制时代后的前贤圣哲们。具体讲是在中华民国建立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称“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自此，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在国人中流传开来了。

　　五千年的源头在黄帝那里，不在“三皇”中的伏羲、神农那里；五千年的源头更不在夏王朝。有些人误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的夏王朝，再加上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2000多年，就以为是约等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了，实在是在闹笑话，是在把文化、文明与历史三者关系混淆了。简单地说，文化的外延大于文明，文明的外延大于历史，历史是一定要有纪年的。

　　我们现在是公元2019年，公元元年是哪一年？是在西汉末年的汉平帝刘衎登基的那一年“元始”元年，之前的都叫“公元前”。那一年，汉平帝才9岁，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儿皇帝，全靠外戚、46岁的大司马王莽来辅政，刘姓的汉家王朝已经处于血脉衰弱、皇帝人才断档的岌岌可危时期。果然到了第九年即公元9年，王莽以外戚的身份拿走了刘汉王朝的神器，建立了“新”政权。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强调“正朔”“正统”，所以，就把王莽政权定格在了“篡夺”上，这个“新”政权前后存在了16年，公元25年，刘秀重新建立“汉”政权，史称“东汉”。

　　那么，“文明”的标志是什么？有人说是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等等，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属于文化的范畴。文明的标志也不是城市的出现，也不是兵器的出现，其唯一的标识就是“文字”的出现。黄帝手下有两位秘书（史官），一位是仓颉，一位是诅诵，他们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结绳记事，最后发明了文字，但人们习惯于称“仓颉造字”。文字出现，惊天动地，天上人间地下，“天雨粟，鬼夜哭”，连经常到人间兴风作浪的龙也不敢轻意下凡了，因为文字都可以把这些功过是非、真善美、假丑恶现象统统记录下来。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人会说几十种，有人会说上百种，其实，“文化”乃由两个动词“文”与“化”组成的一个名词，它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思考、有意识作用于客观物体上的一种自觉行为。远古人类对石头进行打磨、对洞穴进行整理栖身、用三根木棍支撑起一个草窝、对玉石象牙进行雕刻、对泥土进行成型烧制、在崖壁石面上进行刻划等等，都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仅从文字一脉观照即可得到通解，古贤圣哲，仰观天、俯察地，观鸟兽之迹，由结绳记事、陶纹刻划、兽骨甲骨刻划，由石鼓文到甲骨文到钟鼎铭文，实现了由文化而文明的质的转折。

　　在众多文化现象的淘汰沙选中，“玉文化”脱颖而出。甚至有专家提出，是否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之后，应该还有一个“玉器时代”，然后才过渡到青铜器铁器时代？我们无暇去进行这种学术争讼，但“玉”作为中华文化的最美符号，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君子身不离玉，祭天礼地用玉，一直到今天，人们都为了玉而“衣带渐宽终不悔”。

　　在我们南京，有一个以收藏玉器为特色并向大众陈列展览玉器的博物馆，名叫“宝缘斋博物馆”，她坐落在美丽的玄武湖白苑内。那里有一个专门的“中国玉文化展”，你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玉、龙山文化的玉、齐家文化的玉，礼神用的玉、权杖象征的玉、民间信仰的玉。自2018年1月以来，这个由民间力量诞生的博物馆自从走出狭窄的深巷后，不仅成为江苏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的所在地，更成为玄武湖公园中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成了人们游览玄武湖公园时一个重要的文化驿站。在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12日，该馆又向广大观众推出了“翰墨玉缘”展。展览展出了当代玉雕大师陈冠军的《农耕图》《福禄寿》《耕读传家》等玉雕精品，向人们展示了几千年中国玉文化传承的当代艺术风采，使人们走进博物馆，领略中国玉文化的古今不同魅力。

　　我国的文字发展到了汉代，人们已经总结出了造字用字的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人们将称从黄帝时代就开始出现的文字不称为“黄字”而称为“汉字”，与汉王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抢救整理传承有关，更于汉王朝对文字的定格成型有关。秦王朝虽然统一了六国，统一了度量衡，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惜其国祚太短，且“篆”体字难以普及，“汉隶”为文字的普及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故我们亦不称呼我们使用的文字为“秦字”。

　　由于汉字的字形方正优美，内涵丰富，所以，随着造纸术在汉代的出现，书法这门艺术开始萌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抢眼的文化符号。发展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二王”父子时代，出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兰亭序帖》、《三希帖》成为后世手摹心追的典范。与书法艺术堪称孪生兄弟的是绘画艺术。绘画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画八卦的远古时代，但用纸作为载体的绘画艺术肯定是在东汉以后了,并且也是在东晋时期达到高峰。江南山水形胜的滋润，使我国绘画艺术与书法艺术双峰并峙，出现了顾恺之等丹青高手，顾恺之的《女史箴》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我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等等的这些“之们”，他们虽然在今天被人们以书法绘画艺术成就来称道膜拜，其实这些人在当时也都是官场上的官员。王羲之，人称“王右军”，因为他曾历任朝廷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又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王献之曾官至长史、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中书令，死后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顾恺之曾为桓温及殷仲堪的参军。这些艺坛先驱们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并没有享受到如今天这般的近乎离奇的吹捧，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绘画艺术仅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已，不被视为上行。书法绘画艺术作为实用之物，要为它役身劳神，令时尚所讪笑，为高情逸致之士所不齿。《晋书》、《世说新语》中的韦诞（仲将）、顾恺之等人，以及后来的唐代阎立本等人的生际遭遇都说明了这一点。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直接将书法绘画列入“杂艺”一门，教导子孙们对书法艺术“不须过精”，认为，“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他对王羲之等人因书而累作评：“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对于王褒，他“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在古人的心目中，今天的所谓书法绘画大师，充其量也就是个干苦力活的匠人而已；不似今日有些以“家”自诩的人，有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人，他们的行为已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画艺术沾满了铜臭味。

　　正在我慨叹之时，5月12日在玄武湖白苑展出的这场“翰墨玉缘”展览，其中的“冯敏刚书画作品选”展，让玉雕艺术与书画艺术两个中华优秀文化符号联袂跳动，体现了主办方、承办方的匠心独运，更让我终于寻觅到了“古风式”人物，闻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书画艺术的原味。书法绘画者冯敏刚先生曾经是江苏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其官职相当于古时的郡丞，比郡守官职小一点而已。1946年出生的他在离开官场后，回归文学艺术，吟诗、绘画、书丹，成果丰硕，渐臻艺术佳境，令专业人士敬仰、刮目。这次他拿出83幅书法绘画作品，在博物馆这一公共文化场馆展出，向广大群众奉献他的艺术成果与关爱之心，十分难得，令人敬佩。冯老强调，他纯粹是个人兴趣所致，一方面是为了陶冶情操，同时也是换一种方式来报答党的多年培养，报答人民群众的关爱。他反复向朋友们说明，他绝不会去向别人卖一幅画一个字，绝不会以此来谋利，只是愿意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与广大群众分享，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我终于在这几乎让中华优秀传统书画艺术蒙羞、让现代书画艺术沾满铜臭味的年代，又寻觅到了一位古风式的人物，寻觅到了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园地中的一帧清新而又隽永的美丽图卷。

　　有诗赞曰：

　　域中碧玉国字成，

　　河山无疆漫浸润。

　　丹青难摹千秋事，

　　璞玉磨琢素朴生。

　　披发戴胜西王母，

　　红山女神玉眸魂。

　　鸟虫八卦饕餮纹，

　　石鼓竹帛女史箴。

　　星斗转移水东逝，

　　华夏文化脉旺盛。

　　今朝双秀联袂舞，

　　文明火炬代秉承。

　　涤除污渍慰民心，

　　艺坛风清朗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