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际传播如何走出经验和现象，首先在于本体的确定。将全球共通确立为国际传播的本体，是国际传播理论的一次历史性构建，也是中国自主理论体系的一次突破。既契合当下中国发展的需要，也契合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趋势下人类总体发展的需要。方兴东教授、钟祥铭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研究生谢永琪、何可在《传媒观察》第6期刊文，认为共通作为国际传播的本体，既明晰了国际传播努力的方向，也确立了国际传播的价值观，使得国际传播超越了跨文化传播、对外宣传、国际新闻、国家形象、全球传播等过去相对分立的层面和领域，得以实现更全面的融合，还明确了虚假信息、舆论战、意识形态战等一系列“反共通”行为加剧国际撕裂和碎片化的现实挑战。国际传播从信息传播走向全球共通，呼应了新闻传播学科新的时代使命，也呼应了全球紧密互联的数字时代人类文明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取向与进程。
目前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不仅仅是能力和方法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基础理论和思维模式需要彻底重构的问题。作为一门回应社会应用的社会科学，我们需要对其加以重新审视。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国际传播本体的模糊和不确定性问题。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学问，简单地说，需要回答国际传播究竟是什么？国际传播如何确立自身的价值与合法性？
一、寻找国际传播的本体：传播与共通的辩证
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主要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四大机制交汇而成。不同机制此消彼长，相互博弈和联动，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进程的主旋律。狭义的国际传播侧重于以国家行为体为主体的传统视角，包括国际新闻、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等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它强调国家的政策、外交活动和媒体在塑造国际形象和传播国家价值观中的作用，可以称之为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传统国际传播的大教堂模式。一般性的国际传播概念立足于社交传播作为人类社会主导性传播机制的现实，国家行为体、全球网民和各类组织机构的全面深度参与，共同形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大集市模式的传播格局。而随着以ChatGPT和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爆发，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广义的国际传播新格局基本形成。它不仅涵盖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还包括机器与机器、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更为全面的智能传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但需要适应新的传播生态和技术变化。
确立国际传播的本体是建立国际传播系统理论体系的前提，是建构国际传播学科的基础。过去，国际传播本体的缺失，与学科自身发展的阶段与大众传播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今天，在信息传播层面，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逐渐走向全面的、实时的互联互通。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传播力》中这样写道：“全球网络社会的共同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规则，它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不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是共享的传播价值观……全球文化是一种为了沟通的传播文化。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意义网络，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在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和互相修正。”吴瑛等人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基于“共同体”国家间的信息共享。他们认为，“国际传播本体论应将价值论纳入观照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价值追求。更进一步，吴飞教授提出的“数字共通”（Digital Commons）为我们思考国际传播的本体提供了迄今最为重要的启示。共通理论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共鸣，通过共显机制，使各种文化和价值观能够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平等展现。这有助于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实现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
如胡翼青所认为的，作为对当下数字时代交流秩序建构的一种努力，“数字共通”概念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技术变革。“只要身处数字交往中，人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混乱和无意义就是当今人类交往的境况。”但是，如果从传播与共通的辩证关系的角度看，对“数字共通”的批判虽然揭示了数字共通概念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但并未否定“共通”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价值。理论上的“共通”是一种理想型，它提供的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导向，帮助我们理解和追求更高层次的交流和互动。即使在数字技术带来的复杂环境中，传播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达成理解和共识。对“数字共通”的批判为我们理解其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反思。传播是共通的基本方式，但传播并不必然导向共通。
“共通”作为国际传播或传播学的本体还基于几个关键性假设：其一，共通作为国际传播学科的基础，它是人类根植于基因与本能的自发自觉的行为和趋向，能够为国际传播学科提供一个坚实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从而对为什么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交流和互动现象作出解释；其二，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就是人类不断共通的过程，将共通视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强调了共通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为国际传播学科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其三，人类社会共通是可以通过理性把握和系统性知识加以促进和得以改善的进程，为国际传播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支持，确保共通过程可以被理性理解和有效促进，赋予了学科合法性和现实应用价值。
传播与共通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传播是实现共通的工具和手段，而共通赋予传播以目标和意义。相较于“Commons”，“共通”作为国际传播或者说传播学的本体，我们理应将其表述为Communication。这不止于翻译上的统一，更在于确立“共通”在国际传播和传播学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传播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共通何以可能的学科。而国际传播，就是研究以国家主权为基本行为体的人类的共通何以可能的学科。全球共通是国际传播的本体。国际传播从传统范式走向数字时代全球共通的新范式，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术语的切换，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范式转变，而是基于我们对当今数字时代全局性、系统性的认知与研判，需要完成思维观念和整个知识体系的全面更新。
二、何以可能：全球共通的先决条件
全球共通之所以在今天成为可能，首先来自于过去大众传播时代所不具备的基础设施层面的共通。作为全球开放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已然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技术系统，深度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
文化认同也是全球共通的重要前提。无论我们之间存在何种差异，都有必要进行交流，因为跨文化身份之美正隐藏在多样性之中。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互动，促进了价值观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传播。
数字共通中的公共领域不再由社会精英独占，而是由各种异质行动者构成的动态网络。这意味着全球共通需要打破传统的中心化权力结构，允许更多的普通公众参与到国际交流和对话中，以确保信息和观点的多样性。全球共通还需要建立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数字共通中的共鸣关系不仅仅是表面的互动，而且是深层次的信任和理解。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和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国需要通过合作机制来增强彼此的信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历经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生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即一种新的交往规范和优化路径，数字文明应运而生。数字文明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二元对立（霸凌-结盟、敌人-盟友）的全球视角，摈弃了西方中心思维中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强调尊重全球多元主体的数字主权地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构建全球数字共同体。相较于精英主导的文明，数字文明有众多差异巨大的参与者，甚至物品等非人类主体也可以成为交往的主体。并且，数字技术还伴随着人的成长一同进化，人与技术一同构建着新的交往关系与交往规则。在新的文明形态下，非西方力量将与西方力量并驾齐驱，共同形成总体稳定和基本均衡的国际大格局。
三、本体重构：全球共通的四重维度
在共通的本体下，不但个人、组织、机构和国家等不同行为体，都可以纳入国际传播共同的谱系之中，而且可以将过去分列的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等不同传播方式加以整合。此外，以文化性和政治性的程度划出的不同领域，如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对外宣传、公共外交，以及网络战、舆论战、认知战以及AIGC等，也都可以统一到国际传播的研究范畴之中。可以说，共通本体下的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和文化的传播，更是主体间、文化间，甚至于万物（人机物）之间的共通。
在全球共通的理论框架下，至少包括四个基本层次的共通内涵。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共通，即全球范围内的通信和网络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些基础设施构成了全球共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其次，信息和数据的共通，即信息和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共享，是实现全球共通的重要内容。再次，文化与意义的共通，即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共享传播的价值观和意义，是全球共通的社会和人文基础。将价值论纳入国际传播的本体论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共同追求。最后，作为全球共通“血液”的主体间和文化间的共通。主体间性反映了人类生存的状况，是社会交往的基础。文化间性开辟了新的社会空间，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最大、最有效的平台。主体间性不止于人与人，还可以扩展至组织与组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如今，在以人机融合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人类社会空间、信息系统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耦合网络。基于主体间性的思考正在遇见各种问题，“生存间性”“物体间性”等概念相应出现。传播的问题依然是“生活世界”的敞开，但在智能传播背景下，这种敞开必须面对技术的中介作用、数据的隐私问题以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等新的挑战。
通过全球共通的视角，可以将国际传播的各个碎片化领域和议题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系统和统一的理论框架。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国际传播中的诸多问题，还能适应数字全球化、智能化带来的新挑战。当前，国际传播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依托构成全球共通物质和技术基础的互联网元架构，以信息和数据作为实现全球共通的重要内容，传播文化和意义作为社会和人文基础，超越国家边界，达成主体间、文化间以及万物间的共通这一最终目标。这种深远的全球共通理念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广泛流通，还突破了人们的认知边界，引发观念的交流与碰撞，塑造了一个互联互通、思想交融的新世界。
四、互联时代的“撕裂”：全球共通的挑战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全球互联程度前所未有。数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新范式。如果说传播的全球化代表了古典国际关系和传播观念的根本变化，那么，共通则意味着在数字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在信息、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上实现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互联。但是，这种向新行动者和新层面的全球转变并不意味着传播没有限制或局限。数字鸿沟、虚假信息和文化冲突等仍然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新一轮控制危机和控制革命。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智能传播正在带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又一次根本性转变，将极大改变现有的传播规则、传播秩序以及传播伦理，是一次社会权力的再转移和再分配，将给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各个层面带来重大变革与巨大冲击。AIGC技术的发展将加剧全球范围的技术垄断与偏见、信息污染与失序、技术依赖与专业失守、智能鸿沟与素养赤字。这也意味着旧有治理范式的失效和缺失。
互联互通是“数字共通”的题中应有之义。吴飞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就意识到，对于共通的撕裂和阻隔不仅存在于物质技术层面，还存在于信息层面的遮蔽以及价值观层面的对立与极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孤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与“脱钩”，意味着数字时代的全球共通正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当前，“冲突”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图景，可以划分为权力冲突、叙事冲突、文化消费冲突和身份政治冲突四个类别。“全球性危机”成为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武装冲突”“危机传播”“永久性危机”等相关议题热度居高不下。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共通不仅要面对技术和信息的屏障，还需要调解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层次对立。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前提是深刻理解全球共通面临的挑战，即“反共通”的核心因素。
一是基础设施及国际话语权垄断加剧。基础设施是实现全球共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各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拥有先进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优势的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也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国家利益分化与全球安全形势紧张。数字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利益更加分化，这种分化既体现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也包括在技术标准和网络治理上的竞争。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利益冲突。三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分野。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基本理念，有学者提出当前国际传播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沟壑和战略竞争的壁垒。四是主体间认知差异与偏见强化。虽然世界在基础设施和信息数据层面愈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是，主体间的共通却没有因此更加紧密。时下，“碎片化”传播势不可挡，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国际信息传播新形态。
五、共通预示了国际传播学科的全新可能性
“共通”正在上升为数字时代整个学科的新的使命。对于“通”的阻隔，吴飞认为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的断离，事实信息层面的遮蔽，价值观点层面的对立与极化。若要解决“通”的问题，需要在物质基础、技术手段、制度安排、政策导向上保障重塑进程的可操作性、可控制性和可持续性。如何在基础设施层面、信息传递层面、文化认同层面达成具有可行、可控、可持续的“共通”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探索的重要目标。
随着生成式AI的大规模爆发，国际传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AIGC不仅“可以在信息检索和内容生成的过程中降本增效，促进人机协同”，还能依靠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强大的算力资源创新叙事模式和降低“文化折扣”，帮助讲好中国故事。对主流媒体而言，“AI+”技术既可以为其内容拓展提供良好支持，又可以助其实现“点态国际传播”，更好锁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受众。但智能不是人脑（或类脑）的产物，也不是人自身的产物，而是人、物、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全新的人机融合的合成社会即将来临，人的主体性缺失将使得伦理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激化。人与技术的关系不仅将成为数字文明重点关注对象，还将是数字时代下国际传播的关键性任务。
传播学科自身的界定正是伴随着国际传播实践的展开。传播学开创者施拉姆在《传播学的开始：一个人的回忆录》中预言“传播”在不久的将来通过进一步的知识整合而成为一个更大单位的人类行为科学。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过去国际传播一直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不是一个学科。传播是一种行为，而共通则贯穿基础设施、信息、传播、社会、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等一系列层次的复杂过程。因此，全球共通不仅作为人类之间信息交换和相互了解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智能传播的主流化标志着数字传播学的全面确立。当国际传播上升到全球共通，就具备独立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我们认为，国际传播首先是社会科学，但是必须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真正以人为本，全面融合各个学科。作为共通的国际传播本体的确立，是国际传播成为引领性学科的关键，也将为其上升为一级学科创造条件。
国际传播的学科价值与意义与一国的发展进程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一个国家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程度。数字时代，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将逐渐实现一体化融合。“所有国内传播都是国际传播，所有国际传播都是国内传播。”这种观念日益需要成为决策者的基本意识，成为民众的基本意识，成为我们的一种自觉。国际传播的中国使命，就是推动“让中国融入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独特的贡献。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6期，原文约13000字，标题为《全球共通：重新定义国际传播——重估国际传播的本体与时代使命》，此为节选，注释、图表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bKuYBbksq9-2HXnWyRW7A。）
【作者简介】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
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访问学者
谢永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何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