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边界工作”是研究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来维护自身职业地位与合法性的经典理论框架。然而，ChatGPT和Sora等技术的开发应用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具备多模态内容生产能力，套用“边界工作”理论中的扩张（expansion）、驱逐（expulsion）和自主性保护（protection of autonomy）三条阐释维度已不足以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新闻生产的种种实践进路。受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启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亚尔（Gil Eyal）提出基于关系视角的“边界域”（Boundary zone）理论。徐天博、严康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6期刊文，认为新闻“边界域”为毗邻新闻业的其他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提供了活动的机会空间，技术行动者和职业行动者获得平等的实践身份，新的社会场域由此得以诞生。媒体主导的新闻场域和科技公司主导的技术场域之间的“边界域”成为未来新闻实践的主体网络。
新闻业“黄金时代”以降，“边界工作”被用作阐释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合法性与专业性的主要理论工具。受该理论空间隐喻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把边界工作的重点置于区分特定场域中“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修辞策略。从专业角度来看，边界工作可被理解为特定职业对特定场域管辖权（jurisdiction）的争夺。就新闻业而言，尽管媒介场域在新闻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排他性不断削弱，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依然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边界工作的修辞方法来将自己的职业实践和规则实施区分于其他场域。
然而，数字技术日趋广泛的应用挑战了传统新闻场域中记者的职业自主性，技术话语策略挑战了新闻话语策略，新闻场域不再是由职业的城墙所保护的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地”。与web2.0时代的数字技术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颠覆性地获得了传播主体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极大改变传媒生态环境。在技术行动者的本质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语境下，继续沿用边界工作理论划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逻辑反而限制了学术想象力的发挥。
那么，如何才能突破边界工作的理论框架考察人类与AIGC共同建构的内容生产动态过程？以伊亚尔（Eyal）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受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启发，提出了基于关系视角的边界域理论：社会各场域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一个既相互区隔又彼此联系和转化的模糊区域，这个区域被命名为“边界域”。边界域发挥着联系社会各场域内外的中介作用，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独立空间。边界域为相毗邻场域的行动者提供了机会空间（space of opportunity），使得原领域不能直接展开的实践活动得以在新的空间中进行。边界域理论在延续“边界工作”空间隐喻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特定社会职业的想象。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边界”与“边界”之间不再是二维平面图上的分界线，而是三维的新空间。因此，对智能新闻生产的理解应打破传统“新闻边界”强调的扩张（expansion）、驱逐（expulsion）和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三个维度，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场域与新闻场域等社会场域之间形成的相互渗透、协作与重塑的新闻“边界域”。本文围绕“边界域”这一核心概念，厘清从边界工作向边界域理论的范式转换，并以此为框架，阐释生成式人工智能渗入新闻业后对专业内容生产带来的新质变。
“局外人”的实践进路：作为机会空间的边界域
“场域之间还有空间吗？如果有，那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是伊亚尔在《布尔迪厄：历史性分析》一书开头的发问。在对比了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和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两种强调关系的社会学理论后，伊亚尔批判场域理论只重视场域内关系网而忽视场域间关系网，并提出用边界域理论回答“场域之间是否还有空间”的问题。简言之，边界域就是存在于不同场域之间并处理它们“区隔（separation）、连接（connection）与转化（translation）关系”的空间。
在对一所智库的研究中，伊亚尔发现政治、军事和学术场域在名为“东方学研究所”的具体空间中发生了交叠，三个不同场域的边界构成了一个交互且重叠的模糊区域（a thick zone of interface and overlap）。伊亚尔将这个区域称为“边界域”（boundary zone）。边界域是一个“交易的区域”：一方面，边界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场域进行边界工作的场所；另一方面，边界域是在相毗邻社会场域中活动的行动者的“机会空间”（a space of opportunity）。边界域通过连接来自不同社会场域的行动者和他们所携带的知识来形成新的社会网络，行动者则通过在边界域中的实践来生产新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边界域具有类似转译的功能：它可以将人和非人的行动者在实践中的属性进行转换以生成符合特定边界域中共同利益的联盟网络。同时，它还为行动者提供自由出入相邻场域的通道，来自不同场域的行动者可以通过边界域进出各自原本的社会场域。边界域既是边界工作发生的社会位置，也是解决行动者情态问题的框架。
那么，边界域又是如何作为机会空间为毗邻场域的行动者提供实践场所的呢？所谓机会空间，指的是未定型的（underdetermined）且缺乏管制的（underregulated）的空间。在机会空间里，行动者的身份、各式资本和游戏的规则得以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形成一个尚未确定专业标签的边界域。
边界域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渗透性（permeability）、弱制度化（weak institutionalization）以及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三个方面。所谓渗透性，指的是任何相邻场域的行动者都可以进入边界域。边界域对行动者没有设置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准入门槛。在高渗透性的边界域中，有关行动者合法性身份的规则模糊不清，使得边界域自身在制度化层面较为羸弱——这也就是边界域的第二个特征——“弱制度化”。相对于已成熟定型的场域，弱制度化的边界域对社会等级和劳动分工的划分是松散灵活的。因此，毗邻场域的边缘行动者进入边界域后可以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为了保障这种自主权，进入边界域的行动者会避免给自己贴上特定领域属性的标签。相反，他们会利用“策略性模糊”来谈及他们的职业身份和职业实践。换言之，边界域中行动者的身份是暧昧不清的，这种暧昧不清帮助他们避免被当作“局外人”而失去渗透到其他场域的机会。可见，边界域的三种工作机制相辅相成，构建了一个循环推动行动者进入机会空间并发挥实践价值的工作系统。
一项对新闻媒体和NGO组织共同进行新闻生产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边界域中的实践进路。英国学者斯科特在研究人道主义题材的新闻生产时发现，这类新闻的产生与其看作是在新闻场域中完成，不如视为新闻“边界域”中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首先，访谈中的新闻生产者不愿意主动谈及他们的职业性质以及职业身份。当研究者追问时，他们立即采取“策略性模糊”的办法应付：他们只强调自己从事相关题材新闻生产的实践，而拒绝称自己为“记者”、“人道主义活动家”或是“技术支持人员”。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维护自己在边界域中的工作自主性和穿越场域边界的“渗透性”。经验材料进一步发现，作为机会空间的边界域具有混合杂交（hybridization）的机制。来自不同场域的社会规则、行为准则、知识技能、社会价值以及行动者等在这里结合，逐步形成该边界域内社会实践的准则。当边界域中开始出现较为明确的劳动分工和属于该空间的资本后，边界域就会从“弱制度化”空间成长为一个新的场域——这意味着边界域具备场域再造的功能，是我们观察新兴场域何以形成的窗口。
新闻“边界域”：跨场域行动者的AIGC内容生产
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闻边界的重塑问题，与其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已有新闻场域通过边界扩张对新技术的吸纳，不如视为多元行动者跨越各自边界进入“新闻边界域”中共同建构新的内容生产实践。在边界域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记者、科技公司等共同进行智能化的新闻生产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该边界域的行动规则、目标资源和竞争方式。以职业新闻人与智能技术为主要行动者的边界域成为一系列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在全球新闻业的创新版图中，这种实践进路的典型形式是被称为“编辑部创新实验室”（Newsroom innovation labs）的空间。包括美国《华盛顿邮报》、德国《明镜周刊》等主流媒体和哈佛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这种“实验室”处理智能技术与新闻专业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由于智能新闻生产的边界域尚未固化其内部的结构和劳动分工，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案例观察分析其中的工作机制，从而理解新闻业在当下社会-技术语境下的新变革。
（一）边界域中行动者的“渗透”
作为一个新的机会空间，智能新闻生产的边界域中没有绝对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分，其主要行动者均来自毗邻的场域。以《华盛顿邮报》的“实验室”为例，来自技术场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创造它们的科技企业、来自新闻场域的职业记者、来自政治场域的科技政策制定者等剥离其原本场域关系中的位置，在名为“实验室”的边界域里重新建构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实验室”中的行动者包括：
（1）工程师团队（the engineering team）。总规模达500人以上的工程师团队是《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被亚马逊总裁贝索斯收购后推行的技术组织化改革的核心部分。工程师团队不隶属于《邮报》的新闻编辑室，也不作为传统的技术后勤人员对记者团队给予技术辅助。以“实验室”项目为依托，工程师团队负责理解和处理智能技术的逻辑及其在新闻实践中被应用的具体场景，并将他们的理解从认知和实践两个维度通过包括股东会议在内的各类组织形式传递给新闻采编人员。新闻采编人员在采用何种AI工具以及如何使用AI工具等方面受到工程师团队的规制。同时，该团队也肩负帮助处理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ChatGPT使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和精准度问题，对深度伪造等虚假信息的智能辨别问题等。
（2）《邮报》新闻采编人员。他们是新闻编辑室中率先掌握AIGC技术并应用到新闻生产实践的群体。区别于抵触AIGC技术的专业记者，《邮报》采编人员在保留自己新闻场域中职业身份的同时利用AIGC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流程，并把自己的职业理念与媒介逻辑带入到新闻边界域中，与技术行动者等共同建构新的劳动分工关系。《邮报》采编人员的做法并非孤例。据牛津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的《Changing Newsroom 2023》报告显示，全球74%的受访记者承认AIGC技术提升了他们的工作质量，而21%的资深采编人员认为AIGC技术从根本上改变新闻采编流程和劳动分工是迟早的事。
（3）AIGC技术及其背后的科技公司。毫无疑问，AIGC技术已经成为智能新闻生产的座架，基于大数据的概率统计逻辑等技术逻辑必然渗透到新闻生产实践。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公司在技术场域和商业场域创造、调节、升级AIGC技术原本就是独立于新闻场域外的行动，AIGC技术并不天然为某特定形式的内容生产服务。《邮报》背后的亚马逊公司属于“科技公司”的范畴，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技术行动者渗入到以“实验室”为名的新闻边界域中。因此，在《邮报》的新闻生产中，AIGC技术逻辑在影响记者新闻实践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源于新闻伦理和新闻价值的反馈，并伴随新闻文本和记者搜索、提问等行为产生的文本数据不断调适。
（4）政府部门与科技政策制定者。对技术伦理和技术开发应用的政策引导、规制和司法解读等政府行为在边界域中影响着技术行动者的研发和应用。对智能新闻生产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和伦理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决定着新闻从业者与技术行动者协作关系的性质和具体实践准则，客观上影响着边界域中的生产关系。在《邮报》案例中，政策层面的变化是其股东会议和采编-工程师会议中的日常议题之一。《邮报》采编人员通过对政策的解读了解AIGC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并由此产生指导其新闻实践的惯例。政策制定者事实上以“离身”的方式进入到新闻边界域中。
诚然，对于一个新兴边界域的观察很难穷举全部的行动者。在《邮报》的案例中，一个相对开放的机会空间允许毗邻场域中的行动者一定程度上剥离其在原本场域中“局内人”身份，以相对平等的位置在边界域中相互作用。具体来说，虽然主要行动者中的工程师团队、技术公司和政策制定者等不属于《邮报》的新闻编辑室，但他们在与传统“局内人”即采编人员的互动中获得了对等而非从属的地位。相应地，行动者本身也采取“策略性模糊”，以方便其在新的不确定的游戏规则中行动。
（二）边界域中的关系重组与规则制定
在布尔迪厄的经典描述里，场域中争夺的不仅是资源的垄断，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边界域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未确立劳动分工和层级制度的空间里形成一个新的场域。边界域的“弱制度化”特征为行动者提供了“策略性模糊”的行动空间，行动者通过一系列的做法在边界域中产生新的规则，并藉此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
在智能新闻生产的边界域中，AIGC技术在其原本场域中受到科技伦理、资本价值和算法逻辑的控制，这与新闻场域中行动者所遵循的新闻价值、专业实践和公众服务理念等本就是相互独立的两套规则体系。当这些行动者进入边界域中，他们在带入相应的价值理念与行为逻辑的同时也解开了自身所受的专业束缚。新闻从业者要考虑到技术逻辑、市场需求、科技生态等非新闻专业的因素，技术行动者也要适应新闻价值对内容生产的要求和用户对新闻产品的期望。AIGC新闻生产的规则是新闻场域行动者和技术场域行动者互相协商的结果。技术逻辑所强调的内容聚合性和表达多样性使得新闻在生产过程中被要求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更多样的表达方式，新闻内容不再是静态的文本和事实网络，而是动态的社会关系与话语网络。在边界域中行动者的劳动分工被完全确定之前，边界域中的游戏规则仍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而随着未来AIGC新闻内容生产在技术与分工中不断完善，我们或能见证一个全新场域的诞生。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6期，原文约11500字，题目为《新闻“边界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媒介场域的再造》。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otkeUaCrZs-LtmR02rT1w。本文为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涉华议题中社交机器人舆论干预机制与用户行为影响研究”<23YJC860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天博，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严康，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