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社交媒体的兴盛，媒介（特别是数字媒介）与情感的相关议题日益引发关注。在我国，“感动”这一最为人们熟悉的情感，却在理论研究上显得匮乏。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的“感动中国：情感与媒介研究”工作坊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范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红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于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袁光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周睿鸣等学者围绕感动与当代中国的情感治理、感动与情感政体、多国历史视野中的感动等问题展开研讨。2024年第3期《传媒观察》“与谈”专栏撷取了与谈学者的主要观点，期望有助于推动将“感动”理论化的知识生产。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感动中国：情感与媒介研究”工作坊，推动对“感动”的理论考察。多位学者围绕感动与当代中国的情感治理、感动与情感政体、多国历史视野中的感动等问题各抒己见，并与高校师生展开讨论。工作坊期望从学者们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逐步形成将感动理论化的若干方向。

一、媒介中的情感问题：从“感动”谈起

就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媒体，陈阳说：我们通常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起点。“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中国媒体生产出两种情感：一是爱国主义（或称民族主义、国族主义），二是消费主义。自199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话语变迁及其后果，是我一直想做却没有做的研究。当时有人以《环球时报》为个案，研究1990年代中国媒体生产的爱国主义话语，认为其一方面政治上安全，另一方面获得了商业成功。

进入21世纪，移动互联网对机构媒体的影响则是颠覆性的。大众心里面都有一个强国梦——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期间出现的大规模爱国话语、《战狼》系列电影的走红等都体现了这一点。2010年以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大力推出情感新闻，里面很多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到了2020年代，爱国主义话语又在各大商业媒体平台上得到强化。

那么，商业媒体平台上的爱国主义话语跟上世纪90年代《环球时报》生产的爱国主义话语有什么不一样？这其中固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大众文化心理的变化，但也需要思考：技术进步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技术如何被“规范”，来生产出新的爱国主义话语？平台时代是资讯极大丰富的时代，在新闻“去专业化”“去机构化”的趋势下，“平台时代的爱国主义话语”这一主题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就新闻机构的情感规则及其演变，周睿鸣说：2018年，我与数名大陆传播学者一同去台湾知名的电视公司三立电视参观，三立的办台理念表达出媒体要深入家庭、深入人心，一定要传播“正能量”。这里的“正能量”和大陆的“正能量”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弘扬“正能量”的时候，是不是寄托了同样的情感成分？能不能从特定的新闻文本中梳理出一套常规的情感表达的规则？

这些问题落入了同情感相关的两个概念范畴，一个是情感政体，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新闻研究领域的学者瓦尔-乔根森提出了理解新闻机构的情感规则，掌握情感的策略仪式需要对情感规则有很大程度的敏感，以管理情感的正确、公开展示。即如何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预测受众的情感反应，从而调动公众展示情感，迫使人类关心重要的问题。

瓦尔-乔根森的论述启发了我的思考，以“正能量”这样一个具有明显情感色彩和偏向的语汇为关键词，以串联起来的系列新闻文本为分析对象，能不能清晰呈现新闻机构的情感规则。我尝试分析了《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联合早报》三家报纸在2022年以前以“正能量”为关键词的报道，意识到将情感规则操作化是一种通过新闻文本透视情感政体的尝试，是从理论上把握包括感动在内各种情感类型如何诉诸新闻机构日常生产活动的探索。

接下来的问题是：相关分析结果对我们试图推进的理论工作有什么帮助？内容分析在测量新闻机构的情感规则上有多大效度？此外，以计算社会科学的方式勾勒感动（前提是有一套富有效度的操作步骤）在内的热度变化，探查它的情感偏向，或许可以为理解新闻机构的情感规则提供丰厚的语境。

二、思考“感动”：中外比较的视野

就中国人的道德感动与沟通行动，王佳鹏说：谈论“感动中国”，我们可能需要先讨论一下什么是感动。王庆节从道德哲学角度对感动进行过界定，他认为感动通常都具有道德性和价值性，是一种由好的价值激发的。这种道德感动是道德意识的起点，因而它对于我们认识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这个界定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我也有不完全同意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可以稍微修订一下感动的定义。

王庆节对感动有一个区分，他认为狭义的感动其实就是受到好的东西、好的价值的激发，然后产生比较正面的、积极的感受，所以狭义的道德感是具有非常正面、积极作用的。但他认为狭义的感动不包括那些激发我们负面感受的感动，在这一点上我不完全同意。我想，既然道德感动本身包括我们对好的或者善的这种赞赏和向往，那么有美和善必然意味着有丑和恶。我们感动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否直接，已经隐含着对丑或恶的一种厌恶和反感。所以，我觉得需要对感动重新进行界定，它既包括我们对美好或者善良价值的追求和向往，也包括了对这种不好或者恶的方面的厌恶和反感。

联系当下社会而言，《感动中国》节目的受众为什么会感动呢？王庆节讲到道德感动有一个特点，它有行动的冲动，但不一定采取实际行动。正因为我们都处于“成为好人”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冲动，当看到别人做得那么好时，自己就会被感动。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像道德模范的理想状态，正如主持人敬一丹曾讲过，她每次主持《感动中国》节目时，都会想到《焦点访谈》。《焦点访谈》报道的是社会的假恶丑和阴暗面，都是负面消息，而她主持《感动中国》的时候，她能够把跟负面相对的所有好词都用在这个节目上。所以要理解感动，还是要联系与正面价值相对的负面价值。

范昀从西方历史中的情感政治谈起，以此作为思考当代中国现实的参照。他说：在研究18世纪西方社会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情感政治：一种是感动的政治，另一种是同情的政治。

18世纪的法国式感动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一是从形式上看，这种感动具有很强的仪式性。二是从题材上看，法国式感动的主题千篇一律，几乎都是道德主题。关键是，像这种带有高度道德色彩的感动会演变为一种政治情感。法国大革命中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推上断头台，或许可从这个角度得到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动呢？萨拉·梅萨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在她看来，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国现象，跟法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商业社会（或称“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剧变”有关。原先秩序的社会结构遭遇巨大冲击，那种叫作“民情”（即社会道德）的事物丧失了，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当“民情”丧失之时，社会中就激发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愿景。这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东西，带着强烈的情感。

相比之下，英国社会并不像法国社会那样有一个显著的从农业向商业的剧变过程，尽管它也有变化，但似乎是一种“自然演化”，缺乏质变。英国情感政治并非建立在道德感动基础之上。比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里面提出“同情”，但他的同情缺乏足够的道德色彩。

当代美国思想家玛莎·努斯鲍姆所处的美国跟英国在特点上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在情感政治的谱系上更接近于同情的政治，而非感动的政治。她想引入更为积极的情感因素，用爱来提升同情政治的道德性，以非传统宗教的方式，利用艺术、象征、仪式等审美元素来促成共同体的整合。我觉得她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很有意义，也很有启发性，我把这称为“感动的自由主义”。

三、“感动”的两个研究进路

从纪念物的类型看，感动会刻骨铭心吗？李红涛说：在《记忆的伦理》中，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强调，“重温过去牵涉到对情感的追忆，特别是对记得的人和事有关的情感的追忆。我们想要在记忆中重现的，不仅仅是过去感，还有过去的感受力。”我们对过往仪式时刻——譬如北京奥运开幕式、《感动中国》典礼，又或者灾难时刻——譬如汶川地震——的追忆，也会牵涉到对感动的重温吗？这种重温是否会让我们此刻心头一热？又是否有助于建立或维系玛格利特所说的浓厚关系？还是说，跟上面这些负面情感相比，感动显得浅表甚至廉价？

阿伦·菲斯克在《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中辟专章讨论灾难过后的哀悼和追思如何凝聚在种种纪念构筑当中，又如何让人们在与各类“纪念物”碰撞的过程中激发感动情绪。他以好莱坞永生公墓的“亡灵节”活动和美国华盛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常设展陈为例加以阐述——两个场景下的物都来自“过去”，承载着记忆，与它们的碰撞也都激起了感动情绪。但前者牵涉到的更多是血缘关系，代际之间的纽带是熟悉的物，在家庭内部流传，人和物“重逢”带有睹物思人的意味；后者则更多指向公共场景下，观众与陌生物的“遭遇”，以及由此带来的震撼。

作为思考或分析的起点，我们或许可以初步建立一个与感动有关的“纪念物”的类型学。按照物的来源（来自过去、来自事后）和物的中介化（非中介物、中介化的物）这两个维度，我们既可以在遗物/原物/遗迹（从过去“幸存”，乃至“逃脱了地狱之火”）和纪念碑之间做出区分，也可以将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历史图片、影视作品、博物馆互动装置等中介化的物。

在《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中，一位观者说，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的“个人物品和手写家书”让她“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将自己的情感反应归功于展品的“本真性和亲切感”，因为她“不相信誊写或复制品能让自己与物件的主人产生如此强烈的联系感”。这是否意味着，当我们从个人物品转向纪念碑，再转向复制品，媒介再现乃至虚构，它们激起的感动或其他情绪会越来越微弱？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理解上文所说的看到“纪念活动的视频”而感动，又如何针对人们与各式各样的中介纪念物的互动发问？

对于感动的意向性与情感治理，袁光锋说：感动是否算一种情感，或者某种情感共鸣的机制（类似于共情）？想解释清楚某种情感的内涵，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分析其结构，以区别于其他情感。目前，我没有想清楚感动的内在结构是什么，仅谈三点浅见：

第一是感动的现象学。如何理解情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情感具有意向性，爱和恨都指向一个特定的对象。萨拉·艾哈迈德指出，情感与我们如何和他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密切相关。情感不仅指向对象，还积极构造和评判对象。当我们喜欢一个人、一个物体时，会通过“喜悦”“快乐”等情感往积极、正面的方向构造对象。同理，当我们仇恨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时候，也会往消极、负面的方向构造对象。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感动也指向一个特定的对象，即“为什么而感动”。这些意向对象是由国家、历史文化、个人等多元主体提供的。人们在感动中建立与对象的亲密关系。不管是被“国家”感动，还是为具体的人、事件所感动，都具有建构亲密关系的潜力。感动会让感动者从道德层面评判对象，人们在为他们的行为感动的同时，也会参与道德的判断。以这种机制，感动最终会推动道德上的认同，或者说是政治上的支持。

第二点是感动在中国情感治理中的角色。国家通过情感政体自上而下地鼓励或抑制公众的情感体验，建立情感表达的规则，塑造国家认同。国家以树立典型人物等方式塑造公众感动、感激，开展社会动员，建立道德秩序。社交媒介改变了感动的传播方式。情感在流通中塑造了“主体性”，并把个人连接成集体。感动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微博平台上流动，形成一种集体性的情感氛围。

情感治理应该处理好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之关系。针对网络社会的情感治理，治理部门倾向于鼓励“正能量”（即积极情感）表达。正能量通常会带来更好的政治支持，也有助于社会团结。但积极情感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消极情感也具有一些正面意义，比如说愤怒，它内在地包含报复的欲望，会导致暴力和破坏，但它也是社会争取尊严、争取正义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所以网络社会的情感治理，必须要恰当地对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应该从不同的情感中寻找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第三点是感动与治疗文化的关系问题。“治疗文化”是用心理治疗的语言和思维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政治领域。学界已关注到政治的情感化问题，如理查兹认为“我们的大众文化和公民文化现在被深深地情感化，处于一种‘治疗’模式；其主要依据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反思并在某种意义上管理我们的情感生活，以实现更大的个人满意度”。菲雷迪认为治疗型政治的本质是在情感领域与公众建立联系。治疗文化的框架对“感动”政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公众以“感动”为纽带建立与政治的联系。

四、作为普遍概念的“感动”

感动究竟是不是一种情感？刘于思说：感动对应了一系列全球性的、人类共通的生理反应，这些生理反应构成了感动这一概念的初步界定方式。人们何以知道和判断一种感受是不是情感，需要这种感受包含在阐释当中感知到被唤起的部分，还需要用一些标签去命名它，也需要这种感受能够对应于人类共享的非言语性内容，例如诉诸某种生理反应；同时，感动可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绪，它的效价是相对比较高的，最后，情感也需要有内在趋力或动机。从这几个角度讲，感动复合了一种情感应当具备的这些标准。

如果将感动归结为一种政治情感，政治情感首先可能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 “政治情感”中的政治性体现在政治事件或政治议题作为一种目标，是刺激人们产生情感的一种外在力量，也就是说，政治情感是我们因为政治情境而产生的关乎社会集体的情感，但凡是我们被政治事件或政治议题诱发的情感，例如大屠杀、国家性的灾难救援等，这些事情中涉及到的政治性议题相关的情感都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情感。如果想要通过感动这种政治情感去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媒体，理解我们要传播的对象，不管是对治理者还是被治理对象而言，如何更好地把这些研究落地或者统合起来，找到具有全球对话性的对应概念，都将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这些本土化现象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是，《卡玛·穆塔》一书的主旨之一就在于表明感动是能够超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人类的普遍情感。结合既有文献，一些可供探索的若干经验议题如下：

第一，许多不同的国家都会把死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创伤情绪本身处理成混合的形式，如果说在悲伤中汲取感动的情感现象不一定是集体主义文化或中国所独有的，那么，此类现象应当被如何理论化？其深层机制又是什么？如果将感动视为触及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应当如何权衡当前感动理论中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易被感动”或“泪点低”作为一种个人特质究竟是否意味着个体能力的低下？除了个人移情关怀、道德基础理论之外，感动的个体差异和社会场景差异（如：逆境）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阐发？而在群体层面，如何解释泪流满面在人均GDP和幸福感更高的国家更容易被视为一种社会支持和社会黏合剂这一现象？也就是说，感动跟一个人的竞争力或一个社会文化内部对竞争的强调有没有关系？

第三，感动与爱国主义和怀旧分别有何区别与联系，孰因孰果？究竟谁在先谁在后？这涉及到社会科学当中的机制方向问题。另外，人们究竟为什么感动？是美德还是美本身？既有研究还发现了道德提升（被道德美德所感动）、审美敬畏（被美所感动）、“Kama Muta”（被共同分享所感动）和钦佩（被成就所感动）等意义寻求型情感之间的区别，中国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区分这些“感动”的微妙差异？在哪些维度上得分更高？这又说明了什么？

第四，有研究表明，在集体效能感较高的情况下，被集体行动感动的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参与集体行动，这一路径与不公正信念通过对系统的愤怒增进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有所区别。此类研究如何帮助我们对“感动”这一情感作出更为全面和复杂的价值判断？

第五，感动通常与群体内外的关系有关。哪些因素有助于理解人们何以可能被群体外成员感动？一般情况下，人们似乎很难被自己仇恨的群体所感动，而在一些实验研究中，研究者把感动的故事讲述为外群体中发生的，结果发现，外群体也能够让人感动。

在感动作为政治情感的背后，我们或许能够窥视到的是人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种时代性和感动的共振，在一定程度上也投影了国家和大众之间的某种共振。时代究竟需要什么，也呼应了感动的位置为何在当下是如此打动人心。不管是市场化媒体还是专业化媒体，亦或是众多的网民，当不同的声音都在言说和讨论感动时，构成的潜台词往往是对“有人替我负重前行，我就自己岁月静好”的期待，因为这句话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感动能够如此容易击中他人。在“何为感动”之外，尤其是关于我们为什么在当下如此需要感动的问题上，学术界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去把感动作为政治情感这个概念落到实处，使之能够触及它为何与时代精神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共振的本质思考。

五、小结：“感动”的未来

感动是一种有待开掘的特殊情感类别；制造感动是一套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社会和文化建构。这套特殊的情感类别处于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资源可予解释、解读的交叉地带。它提示我们的不止于留意遍及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情感转向”，以感动这个特殊情感类别系统地开掘全球普遍和在地局域特征兼备的情感实践，更是为情感、新闻与媒介议题从传播切入考察人类现代生活，考察人类如何在日渐形成的媒介化社会中开展浸润情感的公共交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将感动理论化的理论贡献不止于回答感动是什么，不止是归纳出几种可行的研究进路，或是结合某些耳熟能详的现象和语汇对感动的诸多面向加以解读。研究感动毋宁说是以中国过往及未来的现代媒介实践为丰厚经验，在理论建构中寻求情感、新闻与媒介议题的全球对话，从而增进人类对情感与传播的理解。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3期，原文约19000字，标题为《“感动中国”：情感与媒介研究何以可能》。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x_fQ2LCxUQIPbOnJJcxgig）

【与谈人简介】（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 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范 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李红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刘于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周睿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工作坊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