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奢会（北京）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新京报》等名誉权侵权责任纠纷案，是我国少有的新闻报道使用匿名消息来源涉诉的案件，因对使用匿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内容真实性的不同认定而同案异判。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陈科和该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姜译涵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4期刊文认为，该案涉及法技术领域的举证责任分配及新闻报道者特权问题；同时也关涉法感情层面新闻正义与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该案对报道是否失实、评论是否正当及报道者是否具有主观恶意等侵权构成要件的裁判，与新近施行的《民法典》对舆论监督及为公共利益等免责事由的系统化创新关联密切，是新时期司法审判工作在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与公民权益保护的平衡问题上的典型案例。

在现实生活中，因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而引发的名誉权侵权纠纷，是较为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它体现了公众知情权、媒体舆论监督权、个体名誉权三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而名誉权是民事主体就自身客观公正的社会评价所享有的排除他人对其贬损的权利。名誉权侵权裁决，考验着司法如何评判人格权益与公众知情权、媒体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平衡。

匿名消息来源新闻侵权案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一）无法确认匿名消息来源真实性的一审判决

2012年6月，《新京报》刊登了一篇针对世界奢侈品协会（以下简称世奢会）的批评文章（以下简称涉案文章），标题为《“世奢会”被指皮包公司》，作者为新京报社记者刘刚。涉案文章使用“皮包公司”以及“顶着‘世界’名头”、“打着‘协会’旗号”等表述，对所谓的全球奢侈品管理机构世奢会的运营模式、内部管理进行报道，文章引用来自化名人物“唐路”的秘密爆料的负面信息，称“世奢会使用的红酒品牌涉嫌假冒”“世奢会举办的唐山展会涉嫌品牌造假、跑车被提前开走”“世奢会发布的奢侈品数据涉嫌网上搜集”“世奢会涉嫌雇佣日本咖啡店女老板冒充奢侈品官方发布会的日方发言人”等。为证明涉案文章中化名人物“唐路”所述为真实消息来源，新京报社向法庭提交了“唐路”的采访录音，经比对，涉案文章中“唐路”所述内容基本来自该采访录音。后世奢会（北京）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新京报社承担侵权责任。

该案经过了两次审理、两次裁决，除适格主体的判决外，主要围绕“涉案文章是否报道失实、评论不当”和“《新京报》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而展开。

2013年一审，《新京报》败诉。法院认定：其一，针对世奢会（北京）公司主张涉案文章至少存在10处报道失实的地方，从文章整体内容来看，虽然大部分内容经过撰文记者本人的核实，但仍有内容新京报社、刘刚（记者）无法提供详细的消息来源。新京报社虽然提交了相关采访对象的录音资料，但录音对象的身份情况并未向法庭提供，被采访人也未出庭作证，故法院难以采信其言论的真实性。法院认为《新京报》作为传统媒体，对媒体从业人员撰写、发表文章，负有较高的真实性审查义务，而涉案文章中存在多处未经核实的言论，违背了其作为传统媒体的审核义务。虽然文章也引用了采访世奢会（北京）公司副总经理毛欧阳坤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想保持公正的报道态度，但整篇文章的内容足以导致作为企业的世奢会（北京）公司名誉降低、信用受损。

其二，新京报社在刊登涉案文章时，引用了一些未经核实的网友爆料信息，采访了不能提供消息来源的“世奢会前员工”，其内容足以导致社会公众对世奢会（北京）公司的社会评价降低。《新京报》作为传统媒体，应当预见到这篇报道的内容会导致世奢会（北京）公司经济能力和公众信赖降低的不良后果，属于未尽到其应尽的审查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确认匿名消息来源真实性后的二审判决

面对判决结果，《新京报》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2015年二审，《新京报》胜诉。

终审法院认为：其一，报道是否侵害事实。通过审查世奢会主张的十大侵权情节中的四处重点内容，法院认为“化名‘唐路’的人是田×，记者刘刚对田×的采访是真实的；被采访对象田×（化名为‘唐路’）所爆料的内容不应被推定为虚假信息”。其二，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法院认为争议文章主要内容及评论具备事实依据，不构成诋毁、侮辱；争议文章具备正当的写作目的，结论也具有正当性。通读文章上下文并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争议文章对世奢会现象的调查和质疑具备事实依据，作者写作目的和结论具有正当性，文章不构成对世奢会（北京）公司名誉权的侵害。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撤销了北京朝阳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世奢会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两次判决截然相反，根源在于对案件关键事实——使用匿名消息源的涉案报道内容是否失实——认定迥异。

新闻真实的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

“无损害即无责任”强调了损害是侵权责任的逻辑起点和首要要件。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客体体现名誉权减损有三个方面：（1）体现为受害人的自我感受；（2）体现为社会对某人的反应；（3）直接体现在违法行为中。鉴于前两者都存在举证及证明力的困难，一般的新闻侵权诉讼都将损害事实并入侵权行为中进行考察。而关于损害事实和行为违法的认定，主要聚焦考察新闻报道是否真实；行为上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据此来判断持论和评论是否正当平衡。

（一）关于新闻真实的争议

新闻报道的真实与虚假，是绝大多数案件争议的核心。《新京报》对有关世奢会若干活动、负责人个人情况等内容的报道，几乎没有评论，略带感情色彩的文字主要是基于报道内容对世奢会提出的各种质疑，因此该案的关键法律问题就是认定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两审法院一致认为，本案的核心是审查《新京报》是否尽到了对新闻内容真实性的审查义务和报道内容是否真实。这符合我国新闻侵权认定的法律规则，亦与比较法上新闻媒体侵权的内容真实抗辩规则一致。而该案关于“真实”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认定消息源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上。

在本案一审中，《新京报》提供了爆料者“唐路”的采访录音，但拒绝披露其真实身份，一审法院以其不能证明爆料者为世奢会前员工为由，推定报道失实。在二审时，《新京报》披露了“唐路”的真实身份，“唐路”本人也通过公证视频向法庭提供了证言，法院据此认定报道真实。也即是法院根据新京报社提交的对化名“唐路”者的采访录音、身份证信息、公证视频等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条，确认了信源身份，即可认定采访是真实的。

二审判决对爆料内容不应被推定为虚假信息的意见中，对提醒报道者的注意义务极有启示。在以被采访对象的口述作为消息来源时，口述内容的不确定性、被采访对象的主观倾向性、消息来源的非官方性、非权威性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报道的客观性。本案中，化名“唐路”的被采访对象田×所述内容大部分经过记者的核实，但亦有部分内容属于未经核实的单一爆料信息。田×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曾要求化名，并称其在世奢会中国代表处工作的时间较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还被拖欠工资并且与毛欧阳坤发生过矛盾，在此情况下，作者刘刚使用田×爆料的负面信息作为单一消息源时，从新闻报道的规范要求来看，更应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侵权成立。新闻媒体只有违背了真实性审核义务，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不实报道，或者因过失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不实报道的，才构成侵权。反之，新闻媒体没有歪曲事实、不实报道的主观故意或过失，且有合理可信赖的消息来源为依据，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

诉讼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谁负有举证责任，该案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法技术领域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我国司法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证明责任简单地理解为行为意义上的责任，直到200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才在第2条（其第2款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首次明确了包括行为证明责任与结果证明责任在内的双重意义的证明责任。

我国新闻侵权官司的举证责任认知一般不区分两者，因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谁主张，谁举证”，二是“谁报道，谁举证”。对于新闻名誉侵权诉讼，一般由媒体或记者承担内容真实性证明责任，原告则不用提供证据，结果造成“谁主张，谁胜诉”，媒体的败诉率很高。在《规定》实施后，司法实践中有法官意识到原告也需就报道内容的虚假承担行为意义证明责任，但当报道内容真伪不明时，却罕有据此直接适用结果意义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即判决原告败诉的。

在世奢会诉新京报社案的两次审理中，就体现了这两种观念的混用倾向。一审判决虽没有说明责任分配，但在法官判决词中体现了责任分配态度，始终将举证的重点聚焦在《新京报》的匿名消息来源的真实身份和不反驳原告的证人（该证人自称就是爆料人“唐路”，即《新京报》的匿名消息源、录音采访对象），使得法院在“不能证明其虚假”情况下，倾向于将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新京报》，导致《新京报》败诉。而在二审中，对责任分配做了明确调整，其一证明责任双方均摊；其二《新京报》只需对“采访真实性”进行举证，无需对“报道内容真实性”举证；其三要求原告承担“报道内容的虚假”的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法官将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世奢会”。

现今《民法典》在新闻侵权责任方式适用方法上引入了动态系统论。动态系统论与传统的构成要件论存在较大区别。构成要件论秉持“全有全无”原则，认为构成要件是法律后果发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要件满足则责任产生，欠缺任一要件则责任无法成立。而动态系统论则认为，调整法律关系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个动态的系统，法官应对各构成要件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评价，针对影响因素的不同程度，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综合认定责任。也即经动态体系化了的规范在适用时具有较好的弹性，不仅可以防止法官的恣意，而且可以保障论证的合理性更能满足个案的正义。

（三）保护知情权与名誉权的平衡

新闻报道的名誉侵权官司，除一般意义上名誉侵权案外，还有特殊的舆论监督名誉侵权案。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治和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力”。但舆论监督也常常会面临名誉侵权的质疑，维护司法公正与正当的舆论监督，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法律保障媒体监督权，其实质也是在助推法治本身。

法院在二审判决时充分考虑到了“公共质疑和公共讨论”的重要意义。法庭认为：记者刘刚在文章中提出的“顶着‘世界’名头”“打着‘协会’旗号”“山寨组织”是有根据的评论意见，其质疑应属合理。且刘刚就其质疑亦征询了世奢会（北京）公司副总经理毛欧阳坤方面的意见，一般读者可以判断，争议文章并没有将世奢会定义为皮包公司，而是提出质疑供公众讨论。因此，总体上，文章结论具备合理依据，不构成诋毁，“山寨组织”和“皮包公司”的用语虽尖锐，但不构成侮辱。《新京报》对世奢会的质疑与监督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起到了监视社会环境发展的作用。

同时二审也肯定了新闻写作的正当性。新闻媒体有进行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正当权利。对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知名度以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社会主体，一般社会公众对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由此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

《新京报》的胜诉彰显了批评性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权处于媒体报道和司法审判的中间地带，从媒体层面来看，媒体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从公民层面来看，舆论监督权是公民诉求的表达。只要舆论监督依法进行，就应得到法律的普遍性保护。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本质上都是捍卫人民的权力，是一脉相承的。

（四）拒证特权仍待商榷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对新闻记者和媒体来说没有例外。

新闻媒体要规范使用消息来源，无论是原创还是转发新闻报道，原则上应“尽可能明确交代消息来源”，真实反映获取新闻的方式。即使基于特定需要使用匿名消息来源，记者也应当录音、录像并保留证据，同时要十分谨慎地审查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尽量采取多源报道方式，避免因消息内容不实损害他人名誉。但新闻记者不被迫公开匿名承诺的信息来源，也是公认的职业道德准则之一。在本案一审中，新京报社出于媒介伦理道德的考量，选择不披露匿名消息源的真实身份，在世奢会（北京）公司提供虚假证人、作虚假证词的不利条件下，依然选择没有公开匿名消息源的真实身份，守住了职业道德的底线，但也造成了媒介伦理规范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冲突。

某种程度上，对曝光关键信息的人的身份进行披露，将会对那些乐于提供社会重要信息的人产生“激冷效应”。但公共舆论法庭理论的引入，为记者“拒证特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在功利主义哲学家看来，如果牺牲个人利益有助于社会福祉的建构，那么有必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即记者拒证权所保护的信息有多正确并不重要，而在于该权利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利益。该理论能充分考虑到公共福祉的要求，为让民众知情并予以监督，继而形成舆论，使公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让渡“拒证特权”也未尝不失为价值选择标准。

就本案来看，虽然在庭审中牺牲了爆料人个人的权益，但从整体上看，曝光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的真相，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避免更多的公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上当受骗。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新京报》的报道站在公众的角度上，揭露世奢会的虚假商业行为，是媒体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表现。在此案中，虽然没有体现出媒体拥有拒证特权，但是却保护了大多数公众的权益。新京报社的胜诉无疑极大地鼓舞了新闻媒体，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注入了信心。当然，为避免陷入新闻侵权官司“作证、举证无门”的窘境，媒体仍需避免采用单一信源，尽量少用匿名信源，以公开采访为主；司法部门也应尽量平衡司法公正与媒介伦理，在分配举证责任上审慎而行。

从《民法典》视角再看世奢会与《新京报》等名誉侵权纠纷案

该案是在《民法典》出台之前作出的裁决，彰显了司法智慧与勇气的同时，也暴露出该类型案件中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一，法技术层面的结果举证责任的分配与承担问题。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两种方式的混淆与误解，是造成同案异判最关键的因素。双方均不能完成报道内容真实的举证责任时，哪一方承担不利的判决后果？其二，法感情层面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所呈现的新闻正义与人格保护之间的价值选择问题。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新京报》有关世奢会的相关报道不构成侵权，目的是“切实保护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明显将新闻侵权案件上升到宪法权利和宪法价值的高度，准确厘定了新闻报道侵权案的性质。新闻报道侵权案要处理的绝不仅是民事侵权领域行动自由与权利保护的冲突，而是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民事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平衡。

为了平衡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与个人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关系，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人格权篇对名誉权的限制、合理核实义务的认定因素及媒体报道内容失实侵害名誉权的补救措施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明确规定：其一，对行为人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涉及的民事责任承担，以及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认定等作了规定（第1025条、第1026条）；其二，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更正或者删除（第1028条）。

《民法典》在第1025条首先肯定了“为公共利益”而“影响他人名誉的”内容的合法性，日常监督报道（如披露负面事实和发表批评意见而影响相对人的社会评价）不属于侵权行为，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但例外是，捏造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等三项，行为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其中一三两项出于故意而为，第二项属于过失。第1026条对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内容是否尽到“合理审核义务”具有过失需承担责任列出了六项考虑因素；如果确认新闻报道行为人已经尽到合理审核义务而无过失，那么即使存在严重失实内容也无须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同时还强调了“不作为”方式也能构成侵害名誉权，提醒媒体报道的注意义务。侵害名誉权的方式既有“作为方式”，也包括“不作为”的方式。侮辱和诽谤是两种典型的侵害名誉权的作为方式。除此之外，《民法典》规定的行为人在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时，未对他人提供的失实内容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影响他人名誉的，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在报道内容失实、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情形下，媒体应及时采取更正或删除等必要措施；不及时采取措施的，也构成对他人名誉的侵害。

《民法典》中规定自然人与法人、非法人均享有名誉权，但所享有的名誉权有不同侧重。自然人的名誉权主要是对个人能力、品行、作风、思想、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本质上是其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体现，而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权则是对其商业信誉、资产经营活动、经营业绩等方面的评价。简而言之，自然人名誉权更注重精神利益的维护，而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权更注重对财产利益的维护。这为新闻侵权的司法救济指明了方向。

可见，《民法典》在调整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与人格权益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上进行了系统化创新。魏永征教授认为《民法典》具体在“通过肯定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和限制相对民事主体权益以排除侵害人格权益行为的方式，在此领域确立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的合理空间。……就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涉及人格权益的行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要素规定了多项免责事由（抗辩事由）。……强化肯定了新闻舆论监督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属于一般归责行为，在司法审理中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等十个方面进行规范，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充实、确立了学界称为“新闻侵权法”“媒介侵权法”的主要内容，实现了调整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与人格权益之间关系法律规范的系统化。《民法典》强化了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及“公共利益”的免责事由。

《民法典》中名誉权相关内容虽不能对从事公共事务报道的新闻媒体授予“权力”，也不可能调整新闻报道行为所面对的所有社会关系，但是，它以规定民事主体必须允许一定范围内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使用或影响其民事权益的方式，确定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的合法空间，从而明确了新闻报道与人格权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边界，大大强化了在人格权领域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赋权的效果，是对新闻“公共善”的肯定。

同时，司法工作者也对新闻媒体的报道提出了两点注意事项：第一，完善信息采集流程，积极承担举证责任。采集信息时，尽量使用权威消息来源，审慎使用匿名消息来源，多方核实负面消息来源，在规范采编流程时提高留存证据意识。传播信息时，提高对报道对象的注意义务，防止不实信息损害他人名誉；监督报道时突出公共利益，客观平衡报道，发生诉讼时积极履行举证义务。第二，注重规范措辞表达，健全失实澄清机制。新闻报道措辞表达客观，不随意夸大；推测性言论应有客观事实作支撑，推测过程科学合理；评论性言论应客观公正，重意见而忌情绪评论。新闻机构应健全新闻失实报道有效澄清机制，及时跟进报道，澄清失实部分，避免误导社会公众，激化新闻当事人与媒体的纠纷。

（载《传媒观察》2022年4月号，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公共善”：关于新闻侵权诉讼中的责任认定与利益平衡——从《民法典》视角再看世奢会与《新京报》等名誉侵权纠纷案。此为节选，注释、图表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陈 科，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介伦理与媒介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姜译涵，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