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人永存，则英雄崇拜永存。”2021年1月1日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建党百年优秀影视作品展播活动，《觉醒年代》《山海情》等电视剧“爆款出圈”，随后，《经山历海》《理想照耀中国》《啊摇篮》《大浪淘沙》《中流击水》《光荣与梦想》《百炼成钢》《我们的新时代》等剧也获得广泛好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琦和研究生王静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3期刊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的多元语境下，单纯“造神”或“渎神”的英雄叙事不再为受众所青睐。近年来热播的新主流电视剧通过英雄叙事回应了人们深埋于潜意识的英雄崇拜情结，并借助影像的仪式传播建构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将人们整合成“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对社会转型期精神迷惘、焦虑困顿的人们带来精神疗愈。
作为文艺作品中亘古如斯的话题，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英雄以其精神力量感召着万千民众。近年来，新主流电视剧（以下简称新主流剧）的热播证明了卡莱尔的断言：“人永存，则英雄崇拜永存。”2021年1月1日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建党百年优秀影视作品展播，《觉醒年代》《山海情》等剧“爆款出圈”，引发广泛热议，随后播出的《经山历海》《理想照耀中国》《啊摇篮》《大浪淘沙》《中流击水》《光荣与梦想》《百炼成钢》《我们的新时代》等剧亦纷纷获得受众的积极反馈。
剧集的热播纵然有红色赋能下的联动效应助力，但实现了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合流的英雄叙事，才是新主流剧杀出重围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区别于传统主旋律电视剧的创新所在。主流电视剧的英雄叙事文本在社会更迭中发生了何种嬗变？英雄叙事为何能在政治诉求、艺术表达与商业逻辑的话语博弈中保持平衡？受众认同英雄叙事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本文拟从文本、传播者和受众三个层面，深入解析新主流剧的影像传播是如何借助英雄叙事，使主流价值重返主流市场的。
一、文本：“别现代”语境下的英雄叙事
中国主流电视剧显然属于类型片。英雄叙事便是观众界定主流电视剧的标尺之一，它多以英雄为主角，将英雄的崇高道德和高尚品质作为价值取向，以英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行动作为行为取向，“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时代精神、拯救民众”是其中的典型叙事元素。然而“‘类型’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他们随着历史变动而变动”，影像书写的类型片文本大多伴随社会语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时期，革命英雄是人民心中近乎神祇的存在，文艺政策亦要求树立人物典型，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向上，以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期待和官方意志下，“十七年”时期的英雄叙事呈现出谕示化、理想化与脸谱化的特征，代表作品是1965年上映的电影《雷锋》。“文革”时期，文艺作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英雄形象为政治属性所主导，大部分创作者延续并强化了“十七年”时期的叙事风格。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让英雄走下神坛、回归人性，但市场经济在促使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亦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20世纪90年代，西方后现代思潮与消费主义的涌入更是进一步消解了文化的崇高性，英雄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在文艺作品中被解构和娱乐化。
中国用近两百年时间压缩了西方五个世纪的社会演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前现代封建意识的残余造成现代与前现代的并置，后现代思潮的传入进一步造成价值坐标的错乱。学者王建疆将中国社会的这一状态称为“别现代”，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对立冲突与和谐共谋时期，“别现代”社会的英雄亦在冲突与共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过度神化英雄或消解英雄都已偏离社会语境，“别现代”的英雄叙事需要兼备前现代的传统理念、现代的启蒙精神以及后现代的艺术表征，实现三者的均衡。
《觉醒年代》选取1915年至1921年这一时间段作为创作背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具有鲜明的前现代特征，李大钊和陈独秀等革命领袖为国家舍身求大义的言行，亦彰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色，与中国人深藏于内心的民族意识形成共振；而故事所呈现的新文化运动，旨在推翻传统文化中的腐朽糟粕，打造一个新中国，李陈二人谈思想启蒙、讲素质提升，他们的言行举止映现出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型，两人的现代化特征符合当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剧集的人物塑造则呈现出后现代表征——《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在饭桌上谈前途、讲使命，人物台词贴近当下语境。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融合在“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辜鸿铭精通9种语言，但在衣着仪容和言谈举止上仍保留前朝做派。创作者在塑造这样一位具有现代化经历却仍秉持前现代观点的人物时，跳出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将人物塑造成多面体，把故事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由观众自行得出答案，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色，符合当代观众的认知逻辑和审美取向。李大钊、陈独秀和辜鸿铭的并存是进步与保守的平衡，新主流剧对两者的粘合也符合“别现代”语境下观众的价值取向，观众可从多个角度获得不同的爱国感悟。
多元取向的社会语境催生多样化的影视形象，除了个体英雄形象的杂糅外，新主流影像文本还采用了“群体英雄”的叙事策略，他们不再抓住一个孤例般的英雄着重呈现，而是倾力打造群英荟萃的英雄群像，呈现多元色域的英雄光谱。《理想照耀中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一百年间，精心选取40组代表人物和闪光事件；《百炼成钢》则将八个时空中的故事拼贴组合进一部作品，通过八首歌曲串联起不同时代的党员群像。两部群像剧从寻求中国出路的革命时期演绎到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社会，观众既能看到革命时期寻求真理的思想领袖、冲锋陷阵的革命志士，也能看到建设时期刚毅奋进的劳动楷模、鞠躬尽瘁的科研英雄，还能看到改革时期勇立潮头的变革先锋、锐意进取的先进个人以及复兴时期一心为民的扶贫干部、英勇无畏的抗疫英雄。在审美趣味和观剧取向上，观众可以从不同时期的故事中找到符合个人期许的英雄形象，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心灵上的满足。
“别现代”视域下的英雄叙事文本以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为底色，暗合了中国人根植于心的民族意识和对英雄的原始想象，文本的价值取向和中心思想尊重了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与行为逻辑，而创作手法上的后现代表征则顺应了消费文化下的审美取向。三者的平衡让英雄叙事不再是单纯造神或渎神，群雄毕聚的英雄盛宴更是满足了不同受众对英雄的个性化与差异化想象，自然能够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
二、传播者：话语博弈中的影像生产
主流影视作品最初走的是非市场化发展路径，发展伊始是由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但改革开放后社会逐步转型，消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社会，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电视剧再难成为市场的主流。如何使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达成一致，谋求社会效益与市场收益的最大化，是主流电视剧创作者和传播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影视生产与传播的政治诉求、艺术表达和商业逻辑构成博弈的场域。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边界会在不同力量的竞争中逐步明晰。英雄叙事的影像生产日渐显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传播者只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将传递主流价值观的英雄以观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来，就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英雄如何自然转译意识形态话语是主流电视剧创作者需要考量的最基本问题。传统主流电视剧往往主题先行，将意识形态表达置于角色的个人思想之前。《觉醒年代》不以历史结果判定角色“好坏”，而是将人物放置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顺应个体的性格逻辑以及思想主张来编排故事线。编剧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和以辜鸿铭为代表的旧派观点的对立，塑造为如春秋战国时期众多流派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交流，观众在双方观点的激荡和历史事件的后续发展中，看到了保守派的局限性，确认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革命先锋的先进性。《山海情》中的演员无一不操着一口西北方言，粗粝的皮肤让人们仿佛真的感受到了西海固的烈日和风沙。创作者不喊一句口号，而是通过展现西海固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如何在艰苦的生态环境和萎靡的精神氛围下，如打怪通关般完成了“吊庄移民”“养菇脱贫”“打工致富”等任务，真实地再现了扶贫工作者的坚韧刚毅。观众在追问主角如何逐个击破难题的过程中，实现沉浸式追剧，与角色产生共情，由此切身体会到脱贫攻坚的难处，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新主流剧通过含而不露的“修辞”手法巧妙地掩盖了“说服”意图，在英雄叙事中实现了个人前途与时代命运的耦合。
作为崇高品格的化身，英雄天然具备审美形态，英雄故事的传奇性也为电视剧的艺术化呈现创造了条件。新主流剧在塑造英雄审美形态的过程中，让英雄“既源于欲望、政治、道德，又超越欲望、政治、道德，给人一种审美情趣和审美境界的提升”。在《光荣与梦想》里，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仍毅然前往湘赣边界组织武装斗争，创作者在呈现这一情节时，未从宏观视角匆匆带过，而是插述了毛泽东劝说妻儿回韶山避难以及分别的场景，“怜子如何不丈夫”，真切还原了一代伟人领袖作为丈夫对家人的殷殷关切。通过呈现角色在个人情感和理想追求之间的抗争，增加了戏剧的感染力与艺术张力。新主流剧通过展现代表原欲的“本我”和代表道德的“超我”的博弈，促成了人物崇高品格的升华，完成了主流影像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的突破。
“消费时代的英雄消费，是一种审美的消费，是对政治伦理压力的缓释。”因此，备受欢迎的英雄叙事不仅讲述英雄的奋斗故事，还展现英雄的个人日常，带领观众从前台走到后台来观察英雄，以丰富角色的层次感。人们在书本中了解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挥斥方遒的文化先锋，但到了《觉醒年代》中，观众才发现生活中的李守常只是妻子的“憨坨”，陈仲甫与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有着难以化解的家庭矛盾。在《百炼成钢》里，我们则看到了毛润之与霞姑的婚姻生活，还有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温情时刻。通过在英雄叙事中加入家庭、爱情与亲情等情节，新主流剧稀释了故事背景的沉重底色，缓解了受众在观剧时紧绷已久的情感压力，并使受众与生俱来的窥私欲得到极大满足。
在营销宣传方面，新主流剧还参考了率先实现政治、艺术与商业合流的新主流电影的市场推广策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的诞生被视为新主流大片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其共性就是利用明星的名人效应，牢牢抓住观众中的青年主力军，实现了成功的市场营销。作为群像剧，新主流剧《觉醒年代》《山海情》《理想照耀中国》《百炼成钢》涉及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需要众多演员来扮演，制作方借鉴了新主流电影“数星星”的模式，由实力派老戏骨坐镇中军帐，演技与口碑并存的青年演员打头阵，青春靓丽的优质偶像则是破解主流电视剧流量难题的攻关密码。此外，宣传团队还在微博、豆瓣等平台发起话题讨论，借助新媒体的开放交互性增加剧集热度，并通过鼓励受众二次创作来激发新一轮的裂变式传播，主流电视剧的宣传难题由此得到极大改善。
借助努力满足政治、艺术和商业等三重诉求的英雄叙事，新主流剧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跳出了造神和渎神的窠臼，在不违背主流基调的前提下，完成了对英雄形象的合理重塑，摸索出一条促成主流价值回归主流市场的创新路径。
三、受众：英雄崇拜的集体无意识
影视作品要想获得市场收益，受众心理是必须重视的关键一环。英雄崇拜作为人最根本的欲望，源于原始祖先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尽管人们的文化模式不尽相同，但英雄神话的故事结构却高度相似。无论是古希腊神话里盗取圣火的普罗米修斯抑或是中国神话里炼石补天的女娲，他们都是凭一己之力，反抗与征服自然中的未知力量，实现了自身的解放与超脱。英雄原型给人类祖先带来了救赎的希望，并通过世世代代以英雄为母题的文本的反复书写，被刻进人类的文化基因中，英雄崇拜由此成为深埋于潜意识的情结，被人类群体世代传承。
在原始社会，精神的补偿作用往往通过梦境或神话幻想来实现，但随着媒介的演进，这一作用被转移到历史传记、文学作品中，从史书传记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章回小说中的三国枭雄、绿林好汉，人们将对社会的期望投射到理想化的神武英雄身上，不断重复演绎着英雄母题，以安抚随着社会变革动荡不安的内心。在多媒体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下，相比绘画和文学，影像获得了更为完整的复制梦境的社会功能，人们通过英雄叙事的影像传播实现了普遍化的精神慰藉。
如前所述，我们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杂糅的“别现代”时期，中国人急切召回英雄原型来弥补主流价值观和国族身份认知的缺失。《觉醒年代》《大浪淘沙》《山海情》《理想照耀中国》《百炼成钢》等新主流剧的出现，引领观众回到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或借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先锋之口重申国家觉醒之意义，或通过展现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抗日救亡的艰难困苦来再现“长征精神”，抑或重演邓稼先、钱学森对“两弹一星”殚精竭虑的探索历程，歌颂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而不懈奋斗的先驱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深植于中国人基因深处的生命哲理，英雄模范面对跌宕曲折的命运，均表现出绝不屈服的坚韧品行和敢于拼搏的非凡勇气，中国人奉行的传统价值观借助影像书写的英雄获得了重生，对“别现代”精神困顿的观众进行再教育，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其精神空洞。
人们的身份认同往往在影像的仪式传播建构的集体记忆中得以实现。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变迁是中国人自幼就开始学习的历史，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形塑了对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但随着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的日渐远去，人们对这些久远的记忆渐感模糊。影视剧通过技术手段突破了时空限制，营造出虚拟的共同空间，复刻并唤醒了观众关于历史的集体记忆。人们跟着《觉醒年代》中的先驱一起为近代中国谋出路，随着《山海情》中的扶贫干部为村民们想对策，在《理想照耀中国》《百炼成钢》中重新经历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见证了“两弹一星”的诞生、体验了改革开放的浪潮......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参与者通过分享经验能产生共同感，从而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同一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创造了统一“观看”的仪式，观众不仅与剧中人物分享共同经验，还通过共同的观剧行为与同一时空的其他受众建构了新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唤醒对民族和国家的情感认同，确认并强化了自我的国族身份。
英雄原型具有历时性。也就是说，人们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会在历史语境的影响下，留下鲜明的时代烙印，英雄叙事也会顺应时代发展做出调整与创新。心理学认为，人们具有趋新和好奇的特点，往往会对新奇事物产生极大的兴趣。新主流剧牢牢抓住英雄原型的历时性特征和受众的趋新心理，通过“陌生化”手法赋予普通事物或人们熟悉的事物以不寻常的气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再造英雄形象，利用新鲜感来吸引观众。《理想照耀中国》在去年众多新主流剧中剑走偏锋，90%的故事主角是无人知晓的平凡人物，其目的就在于利用陌生感吸引观众。
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心灵的漂泊无依，人们渴求精神的安抚和身份的认同。通过英雄叙事，新主流剧回应了受众深埋于潜意识的英雄崇拜情结，并借助影像的仪式传播建构了受众的集体记忆，将受众整合成“想象的共同体”，帮助受众完成了身份的自我确认。新主流剧对英雄原型历时性特征的遵循则激发出英雄叙事的全新活力，满足了当代受众的审美取向。总之，英雄叙事的影像为受众寄托幻梦提供了载体，帮助他们从焦虑困顿、灵魂无依的精神困境中突围。“当一个文本符合了受众的期待心理，并且得到受众自愿的认同，它的传播效果将有利于社会整合。”
（载《传媒观察》2022年3月号，原文约9000字，标题为“别现代”语境下新主流剧英雄叙事的文本嬗变与话语博弈。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高校影视学类研究生文化内涵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路径研究”（2019JGZD024）、湖南省教育厅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影视理论与批评专题”（2019370011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琦，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静，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