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使算法推荐管理有了法律依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全燕，研究生李庆，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3期发文认为，作为互联网平台核心竞争力的算法从“中介”向“传播者”转变，塑造了算法传播形态。作为传播者的算法能够自我维持以及自我演化，主导了平台的内容传播，创造了全新的内容分销模式，并重置了内容的时间序列。在这个过程中，算法的加速逻辑成为算法传播场域中的支配逻辑，它引发平台内容生态的嬗变，形塑人们的体验与记忆，由此入侵生活世界。它让人们经历了“无意义的体验”，陷入“意义贫困”之中。作为对以算法加速为代表的加速社会的抵抗，人们可以在“慢生活”的逆算法实践中建立自身的秩序，体验生命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3月1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要求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违背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这意味着算法推荐管理有了法律依据。此前，互联网内容生态一度成为互联网巨头利益争夺的场域。2021年2月2日，抖音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提交诉状，起诉腾讯涉嫌垄断，限制用户分享来自抖音的内容，抑制抖音通过微信等平台进行引流和内容分销，这是国内首例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反垄断诉讼。试想，腾讯如果允许用户在微信等平台上查看抖音的内容或者直接跳转到抖音，一条分享内容似乎并不足以占据用户的太多时长。而腾讯真正在意的，是抖音的算法让用户进入时间漩涡，沉溺其中，时间感知程度下降，停留在抖音中的时间会延长。而借助算法，抖音不仅抢占了用户有限的时间，还争夺了腾讯所掌控的内容生态空间。
这起诉讼案让我们看到，抖音背后的字节跳动依靠着其核心驱动力算法，拥有了与老牌互联网巨头腾讯对抗的资本。双方通过建设自身的内容平台，觊觎着互联网世界中内容生态的掌控权，他们所争夺的是内容与文化生产、分销、消费以及再生产的媒介场域。不只是抖音和腾讯，所有大型互联网平台为了攫取对于内容生态的绝对操控，都需要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自循环、自进化的内容生态系统，也就是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指的“自我生产”，即系统中的要素、操作、结构、边界等都是由系统自己生产出来的。而平台内容生态系统的操作网络来自算法。这个过程中，算法是如何介入平台的内容分销中并占领用户时间的？算法又是如何对内容生态进行重组，从而使得平台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不断扩张并形成垄断效应的？而算法传播建立的内容生态格局对人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在这种内容生态之中理解和体验生活世界？
二、算法的加速逻辑与平台内容生产
随着平台成为数字生活的基础设施，人们已经习惯于游走在各大平台之中，从一个平台界面切换到另一个平台界面，对于各平台的生存法则都了如指掌，同时也将时间贡献给了平台。这也不断促使各大平台把加速内容分销效率作为自身的竞争优势，而能够高效匹配内容与用户的算法可以极大地缩短内容分销过程，压缩内容分销渠道，从而加速内容流通。在算法的操控下，内容的加速流通让用户卷入时间漩涡之中，现实的时间在网络世界中重置。
（一）算法加速平台内容分销
在一个高度饱和且不稳定的内容市场中，平台开发者越来越倚重推荐、排名等面向终端用户的算法来预测需求，以及自动化分销文化产品的过程。由平台开发的算法蕴含着平台的价值观与准则，必然也契合平台的利益。经过精心设计的算法能够协助内容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广告商实现在线对接，并根据各方需求进行内容的分销。
一方面，算法将所联结的各利益相关者编织成庞大的多边市场关系网络，产生跨边的网络外部效应，即某一边用户的效用也受到另一边用户数量的影响。例如，依靠B站分享学习经验的用户增加，也会吸引需要该经验的用户加入到B站中，从而带入更多、更快的内容商品消费。
另一方面，在这个市场关系网络之中，内容生产者会根据算法的推荐规则与逻辑来调整和设定标题、话题标签以及具体内容，从而使得再生产的内容贴合算法喜好，获取算法的关注与青睐。
（二）算法加速逻辑嵌入内容时间结构
算法逐渐统筹起网络空间中的时间秩序，不仅体现在对更新的内容进行时间重置，还体现在对既有的内容进行调度，延缓内容价值被淹没的速度。例如在小红书中，数月甚至几年前所生产的内容也会得到算法的推荐，而用户在浏览时常常会误认为是当下的情况。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中，新兴事物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算法却能够将这些“快消品”式的内容自动纳入内容池中，内容发布的时间以及内容中蕴含的时效性都被算法解构，重新按照算法主导的时间逻辑进行编排。但过去几个月的内容所提供的体验可能时过境迁，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就导致用户所看到的算法推荐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相当程度的偏离。
可见，算法应用能够解决用户有限的停留时长与海量内容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内容的快速、精准对接，它使内容传播速度和效率都在提升。速度提升意味着内容将持续不断地更新流转，也只有不断变化才能让用户有新鲜感，愿意停留在平台之中。因此，算法带来的传播加速，并没有帮助人们省下更多时间，而是通过改变内容发布的时间以及延缓原有内容被淹没的速度，延长用户在平台中驻留的时间。就像罗萨感慨的一样，“尽管科技加速令人如此赞叹”，但“时间仍然越来越匮乏”。而算法也在介入内容分销与延长用户驻留时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内容的操控，这为内容生态整体发生嬗变埋下伏笔。
三、算法传播对平台内容生态的重组
算法传播重组内容生态的过程首先表现为激励用户进行内容生产。算法激励用户进行内容生产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B站的“up主创作激励计划”实行创作与收益直接挂钩，参与该计划的up主所投稿的视频达到1000播放量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创作收益，而收益的衡量标准是从内容的流行度、观众的喜爱度以及内容的垂直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计算，包括对视频的长短、点赞、投币、评论以及弹幕等数据的考量。根据这些数据，算法再判断哪些用户对该内容感兴趣、有需求，进而将视频推荐至相应用户的首页。
其次，算法传播能够将用户的关系网络纳入平台内容生态之中。平台环境作为一个整体，为不同类型用户创造连接，也让内部用户与平台外部用户产生关联。以抖音流量分发机制为例，MCN帮助博主在抖音平台“引流”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在评论区@自己的好友；二是将短视频转发私信给好友。这两种途径反映出算法引流的重要评判标准是视频所延展出的社交关系网络。用户的社交关系是重要的推荐权衡指标，更多的用户与平台产生互动，就会产生更多的内容，以此形成内容生态的循环。而算法传播能够让更多用户产生关联，通过用户自身的关系网络传播内容，实现更多的流量收割，其助力平台呈现出“赢者通吃”的姿态，实现了“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多的用户”的加速循环，并产生内容垄断倾向。
算法传播完成了对内容生态中生产环节的重组后，旋即介入到内容消费与变现环节。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到平台之中，用户的概念也被扩展。它既包括消费者意义上的用户，也包括广告商、商家等等。平台对不同的用户群体提供不同的内容与服务，与不同用户群体进行对接与协商，而算法作为平台代理主导了这一过程。以“大众点评”为例，对于商家而言，是否能登上算法排序页面以及获得消费者点评的数量和好坏直接决定其经营效益；对于消费者而言，算法在不断自我学习中理解人的自然语言，根据消费者点评的内容、时效性、点评类型以及点评者的专业度等进行综合计算并排序，这也成为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不管是商家还是用户，都在顺应算法逻辑进行相应的决策与行动，而用户进行内容消费的过程就是广告商、服务提供商内容变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精细化、情感化的内容营销与智能化、人格化的广告形式都离不开算法对特定消费者偏好的精准计算以及对购买决策的预测。至此，算法传播通过对内容的生产、消费与变现环节的深度干预完成了对平台内容生态的重组。
四、平台内容体验的“意义贫困”与逆算法的实践突围
依前文所示，算法介入内容生态链条的每个阶段，形成了完整的传播闭环，而经由新兴传播者算法重组后的平台内容生态对人们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速运转的算法让内容无休无止地更新，人们在瞬息万变的内容生态中延长驻留时间，花费大量的精力沉浸于他人的体验之中，他们的现实生活已与平台融为一体，相互裹挟着加速前进。算法通过内容的分销为人们提供体验和行动的参考，但这种体验并没有纳入到人们自身的整体经验脉络之中，相反，这种“指向未来的体验意向性”让人们经历了“无意义的体验”，陷入“意义贫困”之中。由于无法形成真正的“经验脉络”，人们的经验认知以及对意义的阐释、记忆等原本属于人类独有的特质正在交由算法代理。
算法精心打造时间牢笼，将他人“经验的时间”转化为自身“记忆的时间”，使用户在算法分销的内容中体验到了新鲜感、兴奋感、满足感，却很难在记忆中留存。在算法主导的内容分销模式中，算法再造了人们的时间感知，在攫取时间的同时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适应了新的时间规范，产生快速的体验与短暂的记忆。用户的记忆寄存在经由算法分销的内容中，看似体验到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实则都是由算法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填充”给用户的。
在算法传播重组的内容生态之中，内容接收者的意向性往往不是对于亲身体验过的事物的意识，而是对于屏幕界面中算法推荐的内容的意识。作为传播者的算法率先向我们灌输了所知的或未知的领域，并框定了即将拥有的未来的体验场景。因为习惯了认知先于体验的生活方式，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寻找各种攻略去消除生活中的不熟悉与不确定性，在追随他人分享的体验中获得肯定和安全感，所以人们会接受算法分配与展示的他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并高度依赖于他人提供的经验分享。正是这种亦步亦趋的跟随，导致人们无法形成属于自身的一整套参与这个世界的经验图式，也就无从把握世界的运作模式。
由于人们在追随他人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体验既没有包含指涉过去经验的持存，也没有包含指涉未来经验的前摄，因此也无法对该体验作出自我诠释，更遑论反省。我们看到，人们为了打卡网红店，可以排队过万桌，等待数小时，获得进入店内的资格后再抢夺一杯奶茶的购买权。如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完成类似的体验，在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这种体验是计划期待下的结果，既与我们过去的经历无关，也与未来无关，它带来的结果是断裂的、碎片式的景观累积，是空洞的表象。人们无法由此建立起成体系的认知架构，只能在“追求新潮”中获得即刻满足感。一波接一波的“网红”产品、服务、地点等成为人们获得即刻满足的来源，而对网红事物的打卡仅成为“刷”存在感的一种行为仪式，而周而复始的类似体验只会加剧人们陷入经验贫乏的风险。
在网红店的体验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在等待中度过，事后回顾与凝视这段体验的记忆，会发现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无法构成反省的产物——意义。这种时间异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让“停不下来”成为了一种平台化生存的常态，人们总是被不断出现的“新”事物裹挟着前进。算法在源源不断地分销内容，并进行内容营销，打造了一个接一个的网红地。人们接受算法推荐，亦步亦趋地形成符合算法潮流的生活方式，但这些体验却无法彼此联结，整合成完整的生活世界。因此，今日头条所言的“看见更大的世界”不过是一个算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体验他人精心挑选、放大、剪辑后所呈现出的图景，并吸收接纳，进而产生行为，但行为常常是“习惯性的、情绪性的或受到文化传统所影响的犹如机械般的动作”。也就是说，在算法传播的场域之中，人们的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自身所计划并期待的，而是由新晋的行动者——算法所构想和预期的。
我们并不是要彻底否认人的能动性，而是发现算法所提供的与我们所思所想过于契合。算法造就的日常生活世界让人们无需自行构想，久而久之，人们会习惯于这种舒适感与安全感。但问题在于算法推荐下人们的每一项体验都是孤立存在的，并没有融入自身的背景，而是在基于他人与算法的框架下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依赖算法推荐所发生的体验是一种无意义的体验，在发生时人们固然有所感知，但在记忆中却没能留下长久痕迹，自然也就没有形成舒茨眼中的“经验脉络”。越来越多人习惯以手指在界面上的滑动“代替”身临其境，尝试在界面中丰富体验，寻找生命意义，但却日渐活在了“脑子里的世界”中，陷入了“意义贫困”。
算法在经过深度学习和自我进化后，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构想、计划以及预测，还能以回溯人们过往、重塑人们记忆的方式对其行动的意义进行限定。算法精心设置后所展现的记忆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凝视方向，经过算法编排的过往再次浮现，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分享意愿，从而对过去内容的“意义”进行再解读与再生产，并再次成为算法捕捉的对象，逐渐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个性化内容生态环境。久而久之，对意义的阐释、记忆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属行为，而这些原本都是我们建立自身认知与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当我们将各种认知与认同的形塑过程逐渐交由算法打理的时候，人们又该如何消除“意义贫困”，在算法传播的内容生态之中理解和体验生活世界？
以算法为代表的科技加速体验没有为人们释放出更多的闲暇时间，反而让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体验与记忆两个维度上被算法所操控，它正在侵占人们的生活世界，助推了“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以及“快餐式”消费主义的盛行。出于对不断加速现状的反思与反抗，一种“慢生活”的生活哲学开始出现。“慢生活”的主张在微观上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从深度的生命体验到独特而丰富的灵魂追求，强调身体上的深度体验、精神上的深度思考以及整体性、连续性和稳态性的生活感知。这种高质量的生活感知能够弥补算法提供的碎片化、短暂化、流态化的生活体验。而想要真正跳脱出算法传播限定的内容生态环境，去深度感知和认知世界，归根到底还需要依靠个人身体的“逆算法实践”。
我们再回到“慢生活”的生活哲学当中，让生活慢下来，是我们倡导的逆算法的身体实践的目的，也是对以算法为代表的“快技术”及其引发的内容与时间重组状况的“反击”。践行“慢生活”并不意味着能够降低技术的运转速度，扭转平台内容生态格局，逃离算法统治的屏幕世界，以及忽视算法提升内容分发效率、节省用户筛选信息时间的功用，它指向的是人应该如何让用在技术上的时间变得更有生产性，“为新的反身性行为留下时间”。我们发现，从慢饮食、慢城市、慢旅游，到慢媒介、慢传播、慢综艺……社会文化生活中关于“慢”的实践日渐受到关注并盛行。在“慢生活”的实践中，人们不再单纯依靠在屏幕世界中体验算法所预设的视听感官体验，更多是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世界，调动多重感官体验沉浸其中，让身体充分关注与感受周围环境，体验未知的过程。不同的感官在联动与交互中形成通感，通过这种身体的多维度感知唤醒知觉，同时将接收到的内容进行组织、加工与记忆，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经验，完成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叙事。
（载《传媒观察》2022年3月号，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算法传播中的内容生态重组、意义贫困与实践突围。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群体传播对网络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20&ZD3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智媒时代社会偏见的形成机制及其风险控制研究”（20BXW1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全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云山杰出学者，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新媒体国际传播与社会治理”带头人，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