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短视频凭借易上手、易传播的特点打破了城市对传播媒介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为乡村群体提供了自我表达的渠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栾轶玫和硕士研究生张杏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10期刊文，以中国乡村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借用费鲁奇奥罗西-兰迪提出的“精致压迫”概念，指出乡村女性短视频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从他者凝视、自我偏视和平台短视三个角度探究其原因，并提出改变这种现状要依靠多方合作：乡村女性的“自我觉醒”、平台方的“平台觉知”，以及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平权主义”，以此促成新的社会共识，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个人价值和个体解放与全面发展。
当前，短视频成为农村网民群体最为常用的媒介应用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市对传播媒介的垄断，但其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控制因素？本文以乡村女性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快手、抖音、抖音火山版、央视网和人民网作为样本提取平台，以“农村女性”“乡村女性”“女农民工”“留守女性”等关键词，在不同短视频平台上展开搜索并横向对比。通过对高频词词云和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发现短视频的广泛使用让乡村女性实现了从被遮蔽、被呈现到主动自我呈现的转变。但乡村女性短视频的自我呈现并非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其背后存在着隐蔽的社会操控。基于此，本文借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提出的精致压迫理论，从他者凝视、自我偏视和平台短视三个角度展开分析，试图探究这一社会控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对之策。
一、他者凝视：性别凝视与城乡凝视在短视频世界的投射
凝视指看与被看的关系。在福柯眼中，他人的凝视带来的是规训与权力压迫。可见性固然能为个体赋权，然而持续单向的可见却将主体性让渡给凝视者，将被凝视者置于他者的监督与规训之下。短视频平台中存在的恰是这样一种单向凝视，“他者”通过点赞和评论等方式进行引导。乡村女性在城乡对立与性别对立中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因而这一权力关系集中表现为城市对乡村的俯视，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凝视。
（一）父权社会使乡村女性经济边缘化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赚钱养家成为男性的权利，女性却天然地负担着生育与繁衍的义务。以“农村会姐”“潘姥姥”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类短视频，固然可以将其解读为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呈现，但现实世界中的“日常”，却由隐蔽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传统文化思想所构建、塑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使得家务、育儿成为女性应尽的义务，甚至是她们幸福的来源。这类视频看似为她们提供了分享日常生活的渠道，然而自我重复与外界反馈相互促进，进一步使其“自觉地将这种社会性别观念内化，心安理得地处于次要地位而不所知”。个体未必是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却通过家庭事务或留守女性等对象来强化性别关系认知，指导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并成为精致压迫的对象、合谋者和实现者。
（二）性别凝视将乡村女性置于被观看的客体地位
劳拉穆尔维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概念，认为在电影中，男性常常是凝视的主体，即从男性角度去呈现女性，以满足男性的窥视快感。这些性别凝视藏在对美丽身体的夸赞或对悲惨遭遇的同情中，精心修饰的话语掩盖了其背后顽固的性别偏见，实现了难以觉察的精致压迫。
首先，女性身体依然是性消费的载体。在短视频平台中，性别凝视通常是指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如进入城市打工的乡村女性多以边缘身份出现，并往往被塑造成年轻漂亮的主体形象。如“贵州农村小妹”发布的点赞量上万的部分视频中就充满了违和感：她穿着短裙高跟鞋，站在田埂边试图扛起一袋重物。“裙子是最易懂也最顽固的女性符号”，高跟鞋则被诟病为男性制约女性的产物，有着显著的性内涵。女性依然是男性幻想的承载体，甚至主动积极地满足这一幻想，成为“性消费”的载体。
其次，女性身体是男性威权的象征物。另一类被凝视的女性往往外形普通、穿着破旧，依靠体力劳动谋生，呈现出与性感美丽无关的特质。在抖音平台搜索“女农民工”后，点赞量排名第一的短视频描绘了两个女人搬米下货的场景：两人衣着简朴，其中一个人肩上一次性扛了八袋大米。当女性在外表上失去性吸引力，却依然没有逃出被凝视、被评价的境地。朴素的衣着被看作落魄的象征，用体力劳动换取财富被看作失去依靠后的不得已，其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被忽略，女性依然处于男性凝视中。
（三）城市凝视影响乡村女性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
Tajfel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并倾向于在特定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给予群体成员更积极的评价来满足自我评价的需要。这种夸大在短视频中并不少见，借由话语传达和强化，并由此划定明显的群体界限。这些话语并不需要很强的逻辑性，却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使人逐渐不加批判地接受某种信念。而在话语的无声浸润之下，城乡之间基础建设和经济文化的物质差距，可能会被放大和泛化到精神差距，进而成为乡村女性似乎“低人一等”的佐证。这些观念的形成看似自然，背后却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操控，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压迫自然化、隐蔽化。以短视频平台上一则热门的影视剪辑为例，一位城市孕妇与一位农村孕妇同时住进医院，后者自己搬运行李、健步如飞，并在短时间内顺利分娩。孕妇一词加上“城市”和“农村”的前缀后，仿佛就变成了两类群体——前者需要细心呵护，而后者则是沉默包容、任劳任怨的形象。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群体成员会给予自己更积极的评价，乡村女性也会由此认为强健的身体素质、持续劳作值得推崇，这一认知也正持续被强化。
二、自我偏视：话语规训造成乡村女性群体的自我矮化与群体攻击
“偏视”意味着不准确的认知，它表现为习惯性的重视、偏见，或者习惯性的偏爱。乡村女性的自我偏视可以是对外界评判标准的重视，对某一类标签或特质的偏爱，也可以是对自身认知的偏见。在短视频中，这种“自我偏视”更多地来源于话语的驯化。“话语权力”是一种在无意识状态下作用于主体的微观动力，通过话语的规训，即便不需要男性参与，女性也会主动打压、物化自己。
（一）乡村女性群体的自我攻击
乡村女性往往会主动自我矮化去迎合观者想象。媒介“再现”不仅仅是反映社会事实，它扮演一种构成式的角色，对人们的生活、权利和地位都将产生真实的影响。大众传播话语中的“再现”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现实深刻影响着乡村女性群体的个体认知与自我认同，使乡村女性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城市-乡村”的阶级高低之分，并主动使用这些话语，使这一层级关系不断强化。如一些创作会刻意强化乡村女性的“泼辣低素质”形象，突出大众认知中对乡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但同时也将一次次看似自由的分享变成了一场场压迫的实施。
（二）乡村女性中的同性群体攻击
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性常常通过制造“例外”来将其他女性他者化，或是成为“名誉男人”即“女强人”，或是退出女性范畴成为“丑女”。二者的共同前提在于，承认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有一个标准模板：强调外貌、身材等性价值，在智识上落后于男性。这一认知通过社会规范、文化习俗加诸女性，并被内化为女性群体的普遍共识。乡村女性短视频中的同性攻击集中在外貌领域。当视频中的农村女性开始学习美妆时，会有人嘲笑她的技术和审美；而当她们不修边幅、专心操持家庭时，会被嘲笑为不懂得珍惜自己，并由此进一步延伸到对配偶的攻击，或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告。这是将他者的意识形态内化后产生的，并逐渐成为一部分女性的共识甚至群体规范。不论是以此来规范自己还是劝说他人，借由短视频平台表达出的这类话语，便已经是在话语自由的表象下施加的精致压迫。
三、平台短视：平台因利益而生的多方博弈与操纵
“平台短视”指的是平台只看到短期和个体利益，而忽略了长期的社会效益。Gillespie认为“平台”这一词汇是由利益相关者以特定目的提取的，看似带来技术中立和逐步开放的感觉，却掩盖了其背后的多方博弈。乡村女性生产的短视频内容，不止由自身的认知决定，还受到更隐蔽的因素控制。这些因素藏在平台背后：资本作为幕后推手，通过对流量的操纵获得利益；而乡村女性自身由逐利本能推动，服从于资本和流量逻辑，将自我展演变为商品售卖。
（一）资本入侵平台成为幕后推手
姬德强认为，为了扩大用户基数，平台在运营初期更具包容性，但随着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资本进入，短视频平台的资本化色彩日渐鲜明。不论是网红还是爆款短视频所带来的巨大流量，都促使资本向短视频领域倾斜、渗透，成为平台背后的隐形操盘手。
首先，资本注资平台把控流量走向。在资本的推动下，短视频平台的权力重心向头部倾斜，“赢者通吃”的逻辑日益显现。把控平台经济命脉的资本方，同时也拥有了重新制订平台规则、决定平台偏好的权力，因此“符合企业价值观与定位并能带来较大经济利益的内容得到资金流量支持”。资金以现金补贴等形式影响着短视频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内容质量，并吸引广告商入场；流量则影响着短视频的可见性——能否被受众看到、被多少受众看到直接决定了媒介产品的经济价值，并进一步影响着短视频生产者的未来走向。平台的偏好无形中对短视频生产者也产生了影响，促使她们以流量和受众为先，陷入不自知的压迫之中。
其次，MCN机构孵化个体主播操纵短视频生产。在短视频发展初期，UGC由自主创作与分享的欲望驱动，成为内容生产的主体。随着商业资本入局，更精细化、组织化的PGC逐渐兴起，并在MCN机构的整合之下，形成模式化的内容生产流程。许多大火的IP后都有MCN机构的身影，如“李子柒”背后有“微念”，“罗姑婆”背后则是一个由90后组成的专业团队。专业的运作团队固然可以输出更优质的内容，但同样也使短视频不再单纯地作为农村女性自我展示、自我分享的平台，而是成为谋利的工具。
第三，广告资本介入短视频内容生产。广告商、平台方、内容方形成了三角模式，内容方通过输出优质内容，吸引稳定用户群体；平台方提供渠道并整合资源，吸引广告商进驻。短视频红人自带粉丝、渠道和创作能力，广告在短视频平台中或以信息流广告的形式出现，或由创作者设计视频内容，将广告嵌入其中，与粉丝属性、视频基调相吻合。这类短视频以产品为中心，内容是为了适应产品而生，自我情感表达受到压制，甚至成为产品效果的一部分。
（二）流量至上影响平台运营与内容生产模式
流量背后是注意力经济。对平台方而言，高流量、高关注度的短视频内容可积聚用户，用户消费能力与用户数据均可向广告商兜售变现，并吸引资本入局；对内容方而言，高流量既意味着商业价值，可获得更多补贴和资源，也意味着“网络红人”带来的名望与关注。因此双方都要实施策略，提高用户注意力，使流量最大化。但当流量至上的逻辑被当作主流后，个人便隐藏在了资本背后，个体的思维与情感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一观念被自然化、普遍化，压迫与操控则更为难以察觉。
这其中，差异化流量分配机制带来“不可见”恐惧。社交媒体的观众不再清晰可辨，而是一种想象的观众。透过屏幕，短视频创作者们无法精确识别观众的年龄、长相，也无法通过他们的表情、神态获得反馈。而评论、点赞、转发则将这些心理活动外化，也有利于对价值的评估标准化、量化。平台要依据这些数据来编写算法、分配流量，内容方既要依靠互动数据的增长来获取流量分配，同样也要借助流量来提高曝光从而获得互动。因此创作者们一方面要迎合算法逻辑来生产内容，另一方面要预估观看者的喜好和需求，使自我呈现变成满足他者期待的模式化产品。
（三）唯利是图驱使平台与内容方服从流量逻辑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驱动力，而人类的痛苦即源于活在意志的支配之下。换言之，人类都会受到欲望的驱使，乡村女性利用短视频来获取利益既是本能也是权利。在最初使用短视频时，乡村女性可能只是由传播与分享的动力驱使，将短视频平台作为自我展示的平台。然而短视频逐渐为某些用户带来名利，在平台上筑起鲜明的阶层壁垒。出于逐利与模仿的本能，她们一方面开始迎合受众，不再关心自己想要分享什么，而是什么能带来流量、产生利润；另一方面她们无法放弃短视频带来的高额、快速回报，正常生活也开始围绕短视频展开，短视频从时间与空间上全面入侵使用者的生活，从娱乐工具变为控制者。农村女性在未察觉到的时候，成为了资本、平台、观众的合谋者，共同完成了这场精致压迫。
四、结 语
乡村女性的困境只是现代女性的缩影，她们或许同时面临着家庭事务与经济创造的困境——平衡二者才是完美女性；她们一边追求独立，一边在他者的凝视中自我厌恶、自我贬低。短视频在最初诞生时承载着话语平权的期待，从乡村女性的解放到所有女性的解放，再到撬动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期待。但在复杂的多方博弈与人类的逐利本能中，短视频逐渐成为精致压迫的工具。打破精致压迫并促进共识需要多方合作，既要依靠乡村女性群体的“自我觉醒”，也要依靠掌控着资本与技术的平台一方的“平台觉知”，以及能够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平权主义”。对乡村女性短视频的话语分析，目的不只是批判社会中的女性压迫、乡村歧视，更是期望通过指出这一难以察觉的精致压迫，进一步探讨在宏观社会结构、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体解放与全面发展。
（载《传媒观察》2021年10月号，原文约9000字。原标题为：乡村女性短视频话语实践中的束缚与合谋。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人大“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新时代中国国家叙事体系的建设与传播”（MXG202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栾轶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 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