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网络新修辞作为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建构的表征，勾连线上虚拟世界与线下转型中国的社会情景，并借助新科技的迅猛生产力，参与再造了不同阶层、社会性别社群的身份认同，是我们认识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佳鹏和博士生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10期刊文，关注了网络空间中“我是XX民工”现象，分析了其网络叙事特征，以及背后的新中产阶层泛弱势化心态与自我身份认同。文章指出，民工话语是新中产阶层对“民工”标签的借用和再生产，此标签不仅吸引了具有同样遭遇的个体实现集体共鸣，而且还对特定“光鲜”行业具有“去魅”效果。

“我是xx民工”：新中产阶级的网络文化表演

“打工人”“我是XX民工”等近些年盛行于网络空间的流行话语，在原有交际定位功能的基础上，除了具有调侃自嘲等社会功能外，还具有更深刻的社会阶层指向与精神诉求。本文借助锐研中文新闻数据库和《人民日报》数据库相关数据，并结合16位该话语使用者的访谈内容，尝试从阶层下移与社会心态的视角审视网络空间中“我是XX民工”话语现象（以下简称“网络民工话语”，即网络空间对民工话语的使用）。

一、“民工”概念流变及相关研究

（一）“民工”历史溯源

何为民工？《辞海》的定义有两种，一是临时参加工程建设或其他劳动的人，二是指到城里打工的农民。笔者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以“民工”为关键词进行全时段检索，发现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在时间上呈明显的三段式滑落。

第一阶段是作为国家主人公的民工。1947年“民工”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陈毅将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干部会上的讲话《如何爱护组织民工》中高度赞扬了在战争中人民志愿运输的劳动服务精神，提出要将“民夫”称号改为“民工”。此时“民工”多指人民群众，并不强调农民的群体特性。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民工在国家公共话语中都以吃苦耐劳、不计回报等正面形象出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

第二阶段是作为城市化建设主力军的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在全国逐步展开，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对农村人口形成巨大吸引力，大量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治安等隐患。1989年之后，主流媒体对民工群体的报道开始出现负面叙事，各地也开始正视与反思民工潮带来的便利和隐忧。

第三阶段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民工。1995年，“打工妹”“外来妹”等称呼开始见诸报端，国家相关部委连续多年将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作为春运工作重点。此时政府已将民工群体视为弱势群体予以关照，“农民工”这个强调城乡、户籍的称谓，开始在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在主流媒体和政府文件中。

至此，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的“民工”，在社会地位上呈现出从“国家主人公”—“城市建设主力军”—“弱势群体”的三段式滑落。“民工”一词从强调劳动人民的集体性，过渡到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性，再到民工来源农民化的小群体色彩的转变。

（二）民工主题相关研究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加深，农民工群体渐增。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都市报涉农民工议题报道量增多，且报道框架中多将流动的农民工视为不稳定因素，催生了该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民工称谓的使用频率相应减少。

学术界对于民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一是从宏观层面关注社会劳动力缺失、群体的经济地位等问题。二是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及其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等的探讨。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称谓本身带有歧视意味，呼吁应当淡化此称谓，以保证社会公正。

社交媒体时代，微博、豆瓣、知乎等平台上高频出现网友自我表达为“IT民工”“金融民工”“学术民工”等现象，为了更好地区分其与传统民工的差别，我们暂且称之为“XX民工”。“XX民工”的语用情境已不再是参加工程建设、出卖体力劳动的个体或农民工，而变成一群受过高等教育、工作环境良好的中产阶层。他们缘何为自己冠以“民工”的帽子？这一网络文化景观传达了网民何种社会心态和情感认知？

二、“民工话语”的主题分析与情感特征

“XX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钱江晚报》对《IT民工》这首流行歌曲的评论中。此后，《中国青年报》（2007）、《现代快报》（2010）、人民网（2011）、财新网（2012）等媒体相继引用了此类短语，扩大了该话语在公共讨论中的曝光度，“我是XX民工”逐渐成为新中产阶层自我定义和群体认同的话语符号。

国内对新中产阶层的概念界定和认知存在争议，但还是形成了一定共识。其最核心的特征是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更多地依赖“组织资本”（即管理权力）和“文化资本”（即专业技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社会地位。本文中的新中产阶层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体面职业和一定生活品位、消费能力的高薪人群。

（一）媒体报道主题分析：三种“XX民工”的职业困境与焦虑心态

本文基于锐研数据库云文析板块中所嵌套的LDA算法对目标文本内容进行主题提取，共析出六个主题聚类，我们按照每个主题的占比由高到低选取了排在前四的主题类型。它们分别是：对互联网企业及从业者的热议；对基金、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所具风险的关注；聚焦教师群体，尤其是高校学术与生活状态；突出自身工作困境和职业发展主题。

因“996工作制”而名声大噪的互联网企业，从业门槛的技术含量较高，薪资待遇普遍高于其他行业，是诸多同龄人理想的职业选择。但高薪的背后是加班的常态化，以及行业人群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和高淘汰率。一些员工私下与同事聚会时以“民工”相互调侃。

金融业从业者常以“多金”“高端大气”“生活奢华”等标签著称，“金融民工”的出现与大众对此群体的既有印象相背离。在笔者访谈中发现，使用“金融民工”的多为银行柜员、业务经理等相对初级的银行从业者，他们由于从业时间短、资历浅，薪资待遇和假期福利较之职位高的老员工和从事私募、券商等人员相去甚远。

自称“学术民工”的高校青年教师大量曝光在公众视野中，与我国博士培养数量上升，高校招生规模扩张，使得高校师资队伍对博士人才需求增加有关。青年教师群体内部竞争激烈的关键在于教员数量与编制名额间的严重失衡，尤其近些年“非升即走”的聘任晋升制度更是加剧了该群体的“内卷”化程度，“青椒”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与上述三个主题不同，第四个主题透过话题具体使用人群指向了话语叙事的内核，即该话语的言说对象强调“自我”的言说主体，在社会阶层定位上突出主动性“下移”倾向的特点。

抛开互联网语境中民工话语自嘲和反讽的后现代亚文化风格，可以发现该话语使用群体在受教育水平、薪资收入、购物消费等方面远超其所谓的“民工”，属于新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用一个低于自身所处阶层的标签去倾诉其在物质和精神上所遭遇的失落和无奈，不但增加了该话语戏谑和反讽的叙事风格，也加剧了话语使用者的泛弱势化社会心态。

（二）民工话语与媒体报道：风格相同，情感相异

词语决定了文本的叙事风格，使用者和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高频形容词是我们解读网络民工话语现象的一个窗口。从访谈材料可发现，一部分受访者在谈及“我是XX民工”时多使用“惨”“苦逼”等形容词来诉说自身在工作时间、薪资待遇和精神压力等方面的不良感受。就对此话题的新闻报道文本而言，“重要”“成功”“最高”等形容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极高，这些词语多用来描写企业文化和社会工作环境等。使用者和讲述者的立场与讲述内容不同，但在叙事风格上保持了一致，共同勾勒出网络民工话语的全貌，即追求高速高效的工作制度和加班文化，使IT、金融、高校等从业者在收入、休闲时间等方面面临现实和心理的落差，导致严重的焦虑情绪。网络民工话语使用者在社交媒体中的主动表达跟大众媒体对此现象的关注与报道，共同推动了该话题的公共性。

从该网络话语所体现的情感来看，使用者和新闻报道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偏向。受访者的情感输出以负面和中性为主，且情绪较为激烈。在具体的新闻报道文本中发现，对“XX民工”的叙述时采用第三方的直接引语，多为“某某说……”。多数报道内容都围绕着所叙述主题的行业大环境展开，这也解释了为何大多数文本的情绪偏向呈现正面，只有针对个人的特写才表现出明显的负面情感偏向。

三、民工话语的再生产与自我认同

网络民工话语是一种习得性无助的表现，通过对“民工”标签的游戏性借用，新中产阶层为自己寻求到一个临时的精神庇护所，对其负面情绪的纾解起到了解压阀的作用，并在实践中生产出新的意义。该文化现象的表象和实质存在着矛盾，访谈中发现此话语的使用者在现实中普遍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他们并不是真的丧，抱怨过后依旧会保持勤恳的工作态度。当下“民工”的所指群体已溢出体力劳动者的既有范畴，网络民工话语下的语言策略最终指向新的文化景观，那就是高知劳动群体呈现出来一种反向自我认同的文化展演，这有助于新的群体边界的建构和群体情感的培育。

（一）网络民工话语是对既有“民工”标签的借用和再生产

“我是XX民工”具有典型的标签化特质，是城市中产阶层对民工群体身份标签的一种借用和拼接。与以往标签理论所呈现的强权群体对弱势群体进行标签化的情况不同，也有别于网络舆论场中公众对“官二代”“富二代”的逆向标签化，本文所聚焦的“我是XX民工”现象则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呈现了群体自我标签的特征，以弱代强，吐槽自身处境的窘迫和无奈。

尽管冠以“民工”的帽子，但IT、金融、高校从业者等群体在诸多方面与既有“民工”大相径庭。城市新中产阶层强调其与民工群体在劳动强度、工资收入、工作编制等方面的相似性，借用了“民工”这一身份标签，放大其中的利己因素来实现本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话语赋权，并在使用过程中实现话语意义的再生产。

就新闻报道的具体文本情境来看，使用者自称民工时多充满戏谑玩笑或是自嘲意味，民工原有意涵和指向已被替换，建构出属于城市中产阶层的新的话语叙事框架和舆论情感偏向。在此过程中，城市中产实现了两个层面的互动共振。一方面从中观视角出发，新时代“民工”这一符号，吸引着具有同样遭遇的个体，形成群体召唤和集体共鸣。另一方面就宏观层面而言，网络民工话语的形成是一个为特定行业“去魅”的过程。群体聚合产生的群体效应，使得该群体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被主流大众媒体和社会所关注，实现了使用群体对“民工”标签的意义再生产。

（二）民工话语中的“表里不一”

“XX民工”话语是新中产阶层借助民工阶层和自身所属中产阶层间的相似与反差来抒发内心逆反和矛盾心理，是习得性无助驱动下的网络社会景观。本文根据使用者口头所标榜的阶层与实际认知阶层是否一致，将其归纳为“表里不一”和“表里如一”两种类型，其所对应的分别为反向自我认同和新的正向认同。

高知高薪的IT、金融等新中产阶层将民工话语作为负面情绪纾解的窗口，自嘲或反讽的话语风格也符合青年人的网络文化表达。然而，在自我认知层面上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所谓的“民工”群体，也不会改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努力程度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我是XX民工”的使用者在对“XX民工”这个新身份进行符号建构的同时，也存在着对既有社会中产阶层标签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彻底，也非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下移”。访谈中多数人明确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真实的民工阶层，这种表里不一的矛盾心态表现为他们游走在“社会中产”和“民工”的标签之间。他们与自己在社会意义上所属的中产阶层身份并不完全割裂和否定，也寻求新的“XX民工”作为他们抱团取暖的一个聚集营，这个过程最终实现的是对自身所属的新中产阶层的反向自我认同，即强化了原本否定的一方。这种矛盾和游移实际上映射出了他们对中产阶层境遇的改善存在期待，反映了城市新中产阶层普遍的泛弱势化心态。

（三）民工话语中的“表里如一”

与上节中“表里不一”相对应的是新中产阶层在民工话语使用中的“表里如一”，即他们自诩为“XX民工”，其内心也认同自己在工作劳动强度、薪资待遇等方面的境遇与民工相似，更有甚者认为其生活质量还不如民工。

对于自诩“XX民工”的新中产阶层来说，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他们呈现出的是工作勤勉的形象，甚至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同时深感焦虑、不安和无奈，这种形象弱化和隐藏了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这种表演脚本的选择有助于其“XX民工”弱者形象的建构，同时也会唤起具有相同境遇者的共情，并在“XX民工”标签下寻求新的群体认同和情感慰藉。但由此生成的群体认同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参与这场文化展演的“演员”队伍边界模糊，组织松散，更没有规则约束，成员根据自己意愿和实际处境可在任意时刻上场或离场。

由此，一场由高知高薪的城市中产阶层自导自演的“伪民工”展演不断在网络空间上映，这场展演看似是对中产阶层身份和所从事职业的否定和瓦解，实则借助新的民工标签实现了他们在更深层次上的群体再聚合和身份再认同。

四、结论与反思

无论是“我是XX民工”还是近期流行的“打工人”，网民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戏谑和自嘲，开始明确地对话社会阶层等严肃的社会结构问题。民工话语的网络表达是城市新中产阶层对既有“民工”群体的标签化借用。民工话语的使用者与新闻媒体在叙事风格和情感表达上呈现出不同特质。新闻媒体报道主题在聚焦IT、金融等特定行业之上，也突出了话语中对“自我”身份的强调和对从业者群体身份认同和泛弱势化心态的关注。集结在“XX民工”之下进行游戏与对话的新中产阶层贡献了一场精彩的网络文化表演，它诉说着使用者在自我认同降级与实属中产阶层之间的复杂心态和矛盾情绪，其本身也是新中产阶层差异性文化品味和文化消费的真实写照。

（载《传媒观察》2021年10月号，原文约9000字。原标题为：作为话语的“XX民工”：新中产阶层的网络话语叙事与自我认同。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项目资助成果（202002B072））

【作者简介】李姝慧，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