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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 | 媒体协同作战为抗疫医护“保驾护航”
2021-03-03 15:23:00  来源:传媒观察  作者:骆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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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庚子年初,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全国人民困与家中,当医护人员在一线抗击疫情时,中国舆论场发起和组织了对医护人员最坚强的社会支持。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骆正林教授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10期刊文认为,社会支持的效果和社会关系的质量相关,而现代传媒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我国拥有庞大的媒体规模,它拓宽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提高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质量。在2020年的新冠战“疫”中,主流媒体、都市媒体和社交媒体协同作战,唤醒了民众对医护人员的关怀和保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高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是社会组织或公众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向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提供的物质、精神或行为的援助。社会支持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普通公众;社会支持的客体是处于不利社会环境中的特定群体或个体;社会关系是社会支持赖以发起、组织或实施的社会条件;社会支持的目的是给弱势群体提供物质保障、精神安慰或行为援助。

在新冠疫情期间,严重的医疗挤兑让医护的制度、组织保障失灵。对于驰援疫情中心区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脱离了原本熟悉的工作、生活轨迹,突然置身于一个陌生、混乱、压抑和高强度的医疗环境,其生理和心理很快达到个体所能承受的极限。正是无情的病毒让医护人员成为了弱势群体,他们迫切需要来自社会的热情鼓励和坚定支持。由媒体舆论发起的社会支持行动,让医护人员获得了包括制度支持、队伍支持、社会陪伴、心理抚慰等在内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支持。

主流媒体:制度保障与精神激励为主的社会支持

主流媒体是代表党委和政府声音的媒体,其主要任务是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主流媒体宣传抗疫政策,维护党政权威,支持资源调度,疏导公众心理,促进社会稳定,为全国上下抗击疫情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主流媒体关于新冠疫情的议程设置内置了“对医护人员的社会支持”。

(一)首设议程:制度保障、队伍组织、精神激励

新冠疫情使城市管理各方面均遭遇到极限压力测试,相关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国家动员、全国支持、高效执行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中国人民战胜各种天灾人祸的传统经验。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我国主流媒体坚持的一贯传统。主流媒体是包含多种行政层级的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是主流媒体的代表,而《新闻联播》则是“代表中的代表”。从央视网检索《新闻联播》的节目安排,我们发现:从1月20日开始,“新冠肺炎”逐渐在《新闻联播》的议程中得到突显,并最终成为《新闻联播》的首要议题。

1月20日“新冠肺炎”进入《新闻联播》议程,并以重大新闻的姿态排在第二三条。1月21-23日,“肺炎疫情”议题在节目中有所淡化,相关新闻排在节目单的中后部,内容主要是国家卫健委通报各地疫情及疫情防控情况。1月24日是除夕,《新闻联播》连播了4条肺炎新闻,“肺炎”再度成为重点议题,但仍排在“春节”议题之后。从这5天的新闻编排来看,《新闻联播》纠结于“过节”与“防疫”两种议题之间,总体上是想给全国人民营造祥和的节日气氛。从1月25日开始,“新冠肺炎”不再是简单的新闻议题,关于它的报道已经形成规模,进而变成内容丰富的“新闻议程”。

议程设置可以有两个层级:第一层级议程为公众提供“议题对象”,解决让公众“想什么”的问题;第二层级是在同一议程框架内设置“议题属性”,解决公众“怎么想”的问题。第二层级议程设置类似于框架理论,即在新闻报道中突出议题某些方面的属性(如内容、角度、背景等),引导公众在媒体设定的框架内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思想。1月25日之后,“新冠肺炎”是《新闻联播》首要的对象议程,在该议程下媒体内置了多角度的“属性议程”,这些议程客观上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了制度保障、队伍建设和精神激励等社会支持。首先,《新闻联播》报道了党中央对疫情防控的坚强领导和顶层规划,报道了国务院对全国联防联控工作的全面部署,报道了党政高层对全国医疗资源的全面调度,报道了中央指导组坐镇武汉指导当地防控工作……正是这些报道让一线医护人员感受到他们的出征是有计划、有保障的国家行动,国家将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协调、资源调度保障他们的安全。其次,《新闻联播》每天滚动播出各地医疗队援鄂出征、一线救护的新闻,这些新闻将“战斗热情”传染给每支医疗队和每个队员,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汇入了全国性的作战部队,是一次团队作战、集团军作战。《新闻联播》关于援鄂医疗队的报道无疑让出征的医疗队员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奉献的光荣。再次,《新闻联播》大量报道仪式场景、典型人物,用先进事迹、感人镜头给予医护人员莫大的精神鼓励。各地医疗队出征时都要举行送行仪式,各地医疗队员请战、医疗队集体宣誓、各地领导临别送行等镜头,能够让参战医疗队员由衷产生参战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再设议程:物资援助、记功行赏和精神激励

医护人员是新冠战“疫”胜利与否的战争筹码,也是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的符号载体。主流媒体疫情报道初期过于强调主题先行和价值导向,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人”的关注。面对处于胶着状态的防控战“疫”,主流媒体开始调整最初的议程设置,即在不放弃宣传和引导任务的前提下,逐渐增加对医护人员生存状态的关注,呼吁社会给予医护人员更多的援助。

2月份之后,“医疗物资短缺”成为舆论焦点,《新闻联播》关于物资生产和调配的报道明显增多。这些关于“医疗物资”的报道既具有宣传价值,也让医护人员感受到了直接的物资援助和精神安慰。

主流媒体在后期报道议题中还明显增加了“直接社会支持”的内容,如落实一线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解决医护人员子女入学,追认牺牲医护人员为烈士等。

都市媒体:记忆书写与生存感知为主的社会支持

本次疫情报道中,以财新传媒、三联生活周刊、人物杂志、凤凰卫视、新京报等为代表的都市媒体,他们秉承“职业新闻”的历史传统和自我想象,通过及时性、系列化和规模化的疫情报道,用新闻书写了新冠疫情的历史记忆,也感同身受地为一线医护提供了精神陪伴和社会支持。

(一)第一意识:用职业态度记录疫情、书写记忆

近年来,国内新闻从业者深陷职业焦虑之中,因为种种压力很多新闻人感觉到理想失落,有不少人转身进入新媒体从事娱乐、投资工作,更有人选择离开与传媒有关的职业。在岗的新闻人内心则正经历艰难的抉择和痛苦的煎熬,他们必须要面对技术、资本、管理等各方力量对“新闻”的重新定义。本次新冠疫情报道中,一些都市媒体的新闻人勇敢地走到抗疫一线,以高度的职业自觉和道德自信把“新闻”再次带进了大众视野。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因此记录新闻就是在书写历史。保罗利科认为记忆和遗忘是时间体验和叙事活动的中间桥梁,公正记忆是政治学范畴内的公民主题概念。本次疫情期间财新传媒的报道有规模、有温度、有深度。财新网积累的疫情报道非常丰富,既有官方视角也有民间视角,既有国内报道也有国际报道,既有文字图表也有照片视频,既有新闻专题也有评论微博。从某种意义上看,财新新冠报道已经成为一座数字博物馆,成为一种数字记忆。医护人员面对疫情承受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财新关于医护人员的报道记录和肯定了他们的艰难、辛苦、付出和牺牲,这些报道能够提高医护人员的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帮助他们管理社会压力、控制工作情绪,鼓励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恶劣的环境。

(二)第二意识:以生存感知的态度提供心理援助

长期深入采访让记者对医护的处境感同身受,他们会萌生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的强烈愿望。对医护人员的心理援助是都市媒体的“第二意识”,它是一种超越职业意识的社会意识,是媒体更加主动介入社会生活的重要体现。

精神病学中有宣泄疗法,即让患者“讲述压力事件虽会暂时性地唤起个体的不愉快经历,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使人获得持久的平静,平复边缘系统的活动”。疫情报道中,有责任感的媒体努力在“第二战线”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疗伤,俯下身段倾听他们的心声。当医护人员感觉他们被理解、被信任、被赞许时,在工作中积累的负面情绪就会得到较多的释放,这种“聊天宣泄”“新闻疗法”无疑也是给全社会提供了一剂有用的心理治疗汤药。

疫情期间凤凰卫视记者开设了多个自媒体频道,如罗羽鸣的《倾听武汉》,蒋晓峰的《武汉日记》,田川的《武汉来信》等,报道医护人员是这些短视频的重要选题。田川主持的《武汉来信》是一组聊天视频,主持人通过聊天的方式倾听一线工作人员的倾诉,深度挖掘他们的所遇所感所思。这种在线交流的方式既是深度报道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一线工作人员最有力的心理援助,它帮助一线工作者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让他们感受到真诚的支持。主持人和他们之间不再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是聆听和倾诉的关系。当医护人员面对记者倾诉时,首先是情绪的宣泄,然后很快他们调整为理性的陈述,最后变成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应该说,医生们都是理性的职业人,让他们释放了内心积蓄的能量后,理性能够立即让他们回归正常工作状态,使他们更加积极地理解到事业的崇高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都市媒体记者对一线医护的采访,也是记者们对医护人员的一种心理疗伤,这种疗伤会让医生更加感觉自身事业的伟大,也让观众加深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认知。

(三)终端渠道:新闻APP、微信公号与朋友圈的信息下沉

本次疫情期间传统媒体重现传播影响力,但这种“逆袭”不是传统媒体古典操作方式的成功,而是传统媒体面对社交媒体创新之后的重生。财新、人物、新京报、凤凰卫视等都有自己的微博、APP和微信公号,这些机构自媒体通过舆论领袖把内容带进虚拟社区,然后实现新闻报道的数字分享和网络阅读。

都市媒体的自媒体通过舆论领袖嵌入、病毒式营销,让疫情内容迅速下沉到各种电子社区,成为社交媒体新闻传播的重要信源。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权威的事实性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传统媒体。职业记者的深入采访为公众提供了传播和讨论的素材,当然公众的讨论、争论也深化了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2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公号发布调查报道《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该文发出后立即引起网民的众多议论,很多公号将文章截屏“划重点”后二次传播。自媒体使机构媒体的报道由“一次性”“终了式”报道,逐渐转变成“跟进式”“成长性”报道。记者跟踪新闻事件滚动报道最新新闻信息,当新闻事件出现新的变化或进展后,记者、编辑会在原有报道基础上进行“新闻再生产”。财新传媒曾经推出一组封面报道:《现场篇:武汉围城》《病人篇:疑似者之殇》《解毒篇:溯源新冠病毒》《国际篇:全球共济》……这些报道将疫情各个阶段的消息进行重新加工,最后融汇成规模宏大的史诗般的调查报告。都市媒体依托各种社会关系,努力将新闻下沉到电子社区,从而使职业媒体找到了受众和市场。

社交媒体:社会陪伴与心理抚慰为主的社会支持

社交媒体对医护人员的支持,更多是通过“舆论”的方式实施的,强大的舆论可以唤起社会联动,从而为医护人员提供社会陪伴和心理抚慰。

(一)医护人员直接利用社交媒体寻求社会支持

当人们遭遇生存和心理危机时,寻求社会援助成为一种生理本能。疫情初期,行政管理的失调、红十字会的失序、民间援助的缺场等等问题,一度危及到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和战斗士气。于是很多医护人员利用社交媒体直接向社会求助。当医护人员的呼吁通过网络链接传播,整个社会联动为医护人员提供社会支持;当医护人员感受到被关注、被支持、被保护时,感受到周围环境正在不断改善时,他们的适应能力会增强,精神气质也会得到极大的恢复。2月21日,公号“三甲传真”发表ICU医生李鸿政的博文“武汉抗疫医生:这个死亡病例不一样!”2月21日李医生负责的一个病人死亡,他通知病人的儿子来医院签字,电话那头“声音有些颤抖,有些疲惫,还有些心酸”。对方说他也是临床医生,目前还战斗在救治岗位上,前天妈妈因为肺炎刚过世。李医生记录这个死亡病例,不仅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特殊的一次噩耗传递”,也是一线医生心理情绪的表达和宣泄。网友秋意这样评论:“身为医生却无能挽回双亲的生命,那种痛无人体会。心里堵得慌,只能说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保重。”医护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寻求社会支持,是他们提高心理弹性、适应高压环境的努力,也是公众通过“援助医护”达到自我援助的一种努力。

(二)社交媒体给予医护的心理抚慰和社会陪伴

社交媒体信息具有碎片化、浅表化和情绪化特征,但社交媒体能够形成公共讨论,意见碰撞形成的舆论更接近民意本身。国内社交媒体舆论场此次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状态,但疫情期间人们针对医护人员的争议少了,各种社会力量都期望给予医护人员更多的道义支持。整个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全程、细致的关注,网络链接形成的滚雪球效应激励更多的人参与社会支持。如2月15日,公号“惠在湖北”发表“请不要再叫援鄂女医护剃光头了!”一文,对甘肃妇幼集体剃光头出征提出质疑。社交媒体还呼吁职业媒体不要过度地宣传“武汉90后女护士流产10天后重回一线”“女护士怀孕9个月仍在一线”之类的新闻。当白衣天使们逆向而行时,公共讨论让人们学会尊重他们的尊严和权利,让他们不受委屈、体面地为我们做奉献。2月28日,“惠在湖北”公号发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多地出台优待政策”,搜集了各地给予一线医护的福利待遇政策,包括现金补助、工作补贴、核增绩效工资、政府津贴、岗位聘用、职称晋升、人才项目、优先提干、评选评优、记功奖励、上门慰问、休假疗养、景点观光、家属照顾、子女就学升学等各方面内容。这些优待政策很多都在之前的社交媒体中进行过讨论,并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舆论。

(三)社交媒体是社会舆论形成的直接场域

舆论是公众意见的直接表达,是不同意见碰撞后的最大公约数。在疫情期间,李文亮、艾芬等医生成为社交媒体的焦点,关于他们的讨论形成了历史性的网络奇观。网民讨论美国的《吹哨人法案》,关注武汉中心医院的管理状况,聚集在李文亮的微博下倾诉……网络奇观包含机构媒体的新闻报道、知情人士的内幕报料、网络编辑的信息集纳、意见领袖的观点碰撞、痴心网友的集体行动,这些既是网络舆论形成的策动力,也是网络舆论的各种表达方式。社交舆论场的这些表达是公众情绪的宣泄,是对社会管理的警示,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救赎。因为所有信息均汇聚到社交舆论场,所以社交舆论场成为了中国舆论场的主战场。

主流媒体、都市媒体、社交媒体,它们处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坐标上,但它们均强化了中国人的社会联系,使中国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支持的力量更加强大。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三种媒体的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实现了传播信息的立体覆盖,唤醒了民众对医护人员的关怀和保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高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载《传媒观察》2020年10月号,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媒体协同与议题竞争——抗疫期间我国媒体对医护人员的社会支持研究。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研究”<16BXW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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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迅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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