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金陵画派的重要成员及代表画家，宋文治（1919-1999）一生致力于传统山水画的革新，留下了丰硕艺术成果。“百年宋文治”特展正在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举行，迎来大批观众观展。近日，江苏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中国艺术在发生——‘大家说画’纪录片海内外传播推广”特别邀请宋文治先生之子、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宋玉麟来到现场，带领大家回顾并缅怀宋文治的艺术造诣与精神风貌，回望新金陵画派不平凡的艺术探索之路。
转益多师，传统深厚
《桐江放筏》《山川巨变》《峡江图》《江南春朝》……宋文治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在美术史上留下了精彩一页。宋玉麟表示，这次展览汇聚了父亲宋文治将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一百幅作品，汇集了他一生诸多代表作，概括了他艺术发展的总历程。其中很多作品是从中国美术馆、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美术馆、宋文治艺术馆和家属手上征集而来，当中有许多作品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
宋文治创作于1948年的画作《山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其比较正规作品中最早一幅。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他青年时期的艺术风貌，也能看出新金陵画派对中国画传统的熟稔传承。“我父亲是太仓人，太仓是娄东画派的发祥地，美术史上著名的‘四王’就诞生在这一带。‘四王’的山水对我父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幅《山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除了这些传统大家外，宋文治还转益多师。宋玉麟说，“父亲青年时代曾经拜过两位老师，分别是张石园先生与吴湖帆先生，另外还有一位亦师亦友的老师陆俨少先生，这三位前辈都对父亲的艺术创作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宋文治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背起画夹走向自然，广师造化。《桐江放筏》这幅画创作于1956年，当时他与陆俨少等人一起到安徽写生，汲取新鲜灵感。这张《桐江放筏》基本上效仿吴湖帆的笔法，用青绿渲染反映场景，画面清新可喜。宋玉麟说，正是这幅画为父亲迎来了艺术生涯的转机。当时，这件作品参加了全国展览，获得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日报、人民画报都刊登了这幅画，从此宋文治这个名字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宋玉麟还特别透露说，“正因为这件作品，父亲后来得以进入江苏省国画院。1957年江苏省国画院筹备成立，父亲在创作完《桐江放筏》的第二年就进入了画院，他是第一批进入画院的画家之一。”
创作于1957年的《钟山秋色》，是宋文治进入省国画院第一年所创作的作品。从画风来看，与他前期一脉相承，基本上还是以传承吴湖帆先生的画风为主，笔墨精妙，气韵雅致。宋玉麟说，“这张画的很多细节处理得非常细腻，中山陵、松树、秋天的各种杂树，都安置得有条不紊、十分妥帖，整幅图气韵和谐，体现了传统的深厚功力。”
万里写生，绘新河山
1960年9月，在傅抱石先生的带领下，以省国画院画家为主体的“江苏国画工作团”开创了二万三千里写生壮举，在20世纪美术史上绘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金陵画派”就发端于此。参加这次写生，对于宋文治的艺术创作生涯来说，同样是一次重要的蜕变。
在宋文治的艺术成果当中，《山川巨变》一直被美术界公认为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他前前后后大概绘就了八幅《山川巨变》。过去一般都认为《山川巨变》是他参加二万三千里写生之后创作的作品，但这次“百年宋文治”特展现场，一幅《山川巨变》却另有一段故事。这张画主要表现黄河三门峡水坝放水的一瞬间，场景气势磅礴，烘托出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的气象。但令人费解的是，这张画上的落款是绘画于1960年5月，一开始颇让研究者感到“头疼”。宋玉麟说，经过考证，原来在二万三千里写生之前，宋文治就曾去过黄河三门峡，创作了这幅画。在二万三千里写生之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主题性创作《山川巨变》，共同成为一组。
现场展出的《峡江图》，就是宋文治画于二万三千里写生途中的一件经典作品。宋玉麟说，当年写生活动开始后，江苏画家们第一站到郑州，然后到西安，去了华山与延安，转而到了成都、重庆，接下来从重庆沿江而下经过三峡到武汉、长沙。1960年11月在长沙，在三峡写生的基础上，宋文治绘就了这幅《峡江图》。当时就这个题材，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都分别进行了创作，三位画家取景角度几乎是一致的，但是三人风貌完全不一样。“我父亲这张画画出了他刚从长江三峡下来后的第一感受，印象非常强烈，生活气息特别浓。写生途中，与傅抱石、钱松喦等人相互砥砺、启发，在这样的催发之下，诞生了这样一件精彩作品。”
十年特殊时期，宋文治曾经下乡劳动。1970年开始，江苏陆续把一些画家调回，成立了江苏省美术创作组，这时候画家们又可以重新拿起画笔搞创作了。《扬子江畔大庆花》就是宋文治在美术创作中深入生活的一件创作。这件作品绘就了南京炼油厂的繁忙生产场景，呼应着“工业学大庆”的时代号召。而它的背后，也隐藏着一段惊险的故事。宋玉麟回忆说，为了创作这幅画，宋文治曾多次爬到南京炼油厂附近的山坡上写生，对于一位老先生来说，这并非易事。1973年，他在山上突发心脏病，跟他一起去写生的几个年轻画家，赶紧把他从山上抬下来直接送到医院。在这之前，宋文治并没有发现患有此病，此后心脏病伴随他一生。
“从这张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的技法，工厂的管道画得非常立体，掺入了素描的明暗表现手法，甚至还使用了水粉画的一些技巧，将现代工业题材和传统山水画进行完美结合。”宋玉麟说，当年二万三千里写生成果在北京展览后获得评价：江苏画家“把夹生饭煮熟了”。这句话非常形象。一些格格不入的元素到了他们手上，能够巧妙安排，调理得当，这就是本事。
大家都知道宋文治先生以画江南而闻名，在画坛上他有“宋太湖”的美誉，以其清丽典雅、秀逸明快而独树一帜。凡是提到宋文治，除了《山川巨变》之外，还有他鼎鼎大名的《江南春朝》。创作于1962年的《江南春朝》，曾被北京荣宝斋制成水印木刻，十余次再版，在海内外影响巨大。所谓“宋太湖”以画江南而闻名，《江南春朝》这张画就是其得意之作。
这张《江南春朝》描绘了苏州典型的水乡建筑，黑瓦白墙、桃花点点，江南温润清新的气息表露无遗。“凡是我们南方人，一看到这件作品就会感到非常亲切，就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让人想起来白居易讲的‘能不忆江南’。”宋玉麟说，为什么《江南春朝》奠定了宋文治善画江南的名声？这也就是我们艺术上所谓的“典型意义”，因为它把江南苏州水乡的典型性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金陵风骨，其命惟新。“笔墨当随时代”是新金陵画派的艺术追求。即便到了晚年，宋文治的画风也一直在探索变化、不断贡献新面貌。他创作于1978年的《洞庭山小景》，画法就是全新的。提到这张画的风格转变，宋玉麟也讲起了一段故事。1978年，宋文治到北京拜访黄苗子、郁风夫妇，在他们家中发现了一本张大千的画册，当时这属于非常稀见的。宋文治翻阅了这本画册后，看到张大千晚年的许多大泼彩作品，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撼，于是就毫不客气地对黄苗子、郁风先生说，“这本画册能不能送给我？”结果两位老先生很慷慨地说，你拿去吧。带回这本画册后，宋文治就一直琢磨着如何变法，画出新东西来。“这张《洞庭山小景》就是他师法张大千的泼彩法创作的第一张作品。整幅画没有任何骨骼，全部用各种不同层次的色彩来表现，第一次尝试就获得了非常意外的效果。”
在宋文治的艺术生涯中，画于1999年的《山高水长之图》是他最后一件作品。“创作这件作品之后，大概不到150天我父亲就离世了。但我们可以看得出，即便到了病逝前，这幅作品依然非常精到、非常完整，他的艺术创作能力并没有衰退。”宋玉麟指出，这幅画上有些远景，比如山的用色甚至更为大胆。从第一幅作品到最后一幅作品，观众可以串联起宋文治先生从年轻时一直到80岁，整个人生跨度内艺术风格的蜕变。
记者 顾星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