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次虚心“问官”,一次畅意情怀地望海,被载入史册,由此演变成一段经典的历史“掌故”。这样的文人雅事发生在连云港的孔望山,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春秋时代的郯子与孔子。
在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左氏春秋》里,记载了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前往鲁国朝见鲁昭公的一次高层会晤,再现了鲁昭公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场景。
郯国是春秋乱世中黄海边上的一个东夷小国,一度附属于鲁国,鲁国还把公主嫁给了郯国国君,两国关系相当融洽。鲁昭公在宴请郯子时询问:“少皞氏用鸟名作为官名,这是什么缘故?”
“他是我的祖先,我知道。”郯子侃侃而谈。
鲁昭公提到的少皞氏,名鸷,己姓,相传是黄帝的长子,他出生于穷桑(今山东省曲阜北),建都于曲阜,是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周武王统治时期实行“分封制”,少皞氏的后裔被分封到炎地,称炎国(炎,古音读tan,炎国后演化为郯国)。
郯子解释:“我的高祖少皞鸷即位时,凤鸟正好来到,所以就从鸟开始记事,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鸟来命名。”他如数家珍:“凤鸟氏,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玄鸟氏,是掌管春分、秋分的官。伯赵氏,是掌管夏至、冬至的官。青鸟氏,是掌管立春、立夏的官。丹鸟氏,是掌管立秋、立冬的官。祝鸠氏,就是司徒;鴡鸠氏,就是司马;鸤鸠氏,就是司空;爽鸠氏,就是司寇;鹘鸠氏,就是司事。这五鸠是鸠聚百姓的。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改善器物用具、统一尺度容量、让百姓得到平均。九扈是九种管理农业的官,制止百姓不让他们放纵。”
郯国“鸟”官的建制设计,周密严谨,层级分明,内蕴着深广的治国理念。满座宾客听到郯子这一番旁征博引,无不为其渊博的学识折服。
此时,年方27岁的孔子正在鲁国做个小官,他听说这件事后,迫不及待地前往郯子的住处,向他请教官制建置等方面的学问。见到这位博学闻名的年轻学子如此虚心好学,郯子很受感动,毫无保留,倾囊相授。长了见识的孔子不禁感慨:“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子问官于郯”,也是韩愈《师说》中“孔子师郯子”的由来。
一次晤叙,一次求教,成就了一段流芳百世的佳话。
孔子对待郯子的崇敬和胸怀天下的执念,并未因离别而释怀。《论语》记载,孔子认为东夷不同于南、北、西“三方”,有“仁贵之化”,注重礼仪,他坦言要带弟子子路到东夷居住。
孔子周游列国时,来到郯国。游学之余,孔子专门登上了郯城东南三十里的一座山峰,畅意观海。
他,需要一次心灵放逐,需要一次情绪宣泄,需要与壮阔的海洋无语对视,那是他推行大道的希望所在。
《论语》的一段对话中,我们感知到孔子志在天下苍生却壮志难酬的悲凉与无奈:“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是孔子发出的感慨:既然大道不能行于世间,我想乘着木筏漂到海外去。正如后人在《论语正义》中所解读的:孔子“浮海居九夷,仍为行道。夫子忧道之切,未尝一日忘诸怀矣”。
孔子周游列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带走的是胸中难以涤荡的无奈与块垒。
郯国人读懂了圣人,他们将其所登山峰称之为孔望山,峰顶石楼为“望海楼”。明代海州刺史张峰在考证孔望山的由来时写道:“孔子问官于郯子,曾经登山望海,世传其崇山峻岭为孔望山。”
山,还是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因为孔子的一次畅意登临,引入了绵延后世的文脉之源,滋养了中国文化史册上一座盛名远播的千年奇山。
春秋时期,郯国疆域有多广?相传北抵琅琊,南至长江,东临黄海,西接徐州。以此审视,今天连云港的赣榆部分、东海大部分、新浦部分地区都在郯国境内,而孔望山正在其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孔望山东临大海,南面和北面是陆地,东西长800米,南北宽300米,海拔123米。这里树木丛生,风光独特,景色宜人。自孔子登临之后,此山蜚声四起,代际回响,绵延不绝。
文人墨客们来了,他们步着圣人的后尘,纷纷将自己的游历感悟镌刻在这里的山石之上,以期与圣人一样不朽。
无数的宗教信徒们来了,他们要把顶礼膜拜的佛主和羽化不老的神仙雕刻在这里开示众生,祈求现世的福寿安康。
及至东汉时期,孔望山又一次“石破天惊”。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摩崖石刻造像群”的选址又选定在这里。
摩崖石刻造像群位于孔望山南麓西端的断崖上,分布在东西长18米、上下高约8米的范围内。造像群像有三种:浮雕造像、小龛内的线刻画像和附属于浮雕造像的台座和灯碗。
造像群有饮宴图、叠罗汉图,还有佛教涅槃图、舍身饲虎图及佛像、菩萨弟子、力士和供养人构成整个画面。浮雕造像共89尊,其中道教汉装人物像4尊,分别为老子及其供养人、关令尹喜和黄帝;佛教人物造像共85尊,主要为佛经故事,核心是位于造像中央偏下部的“涅槃图”,由46尊人物图像组成,中心人物是高浮雕的释迦牟尼仰身卧像。
在专家的眼中,这些造像的雕凿技法具有鲜明的汉画像石的特色。凹雕、凸线雕、浅浮雕、高浮雕、通体浮雕、阴线刻等雕凿技法,在造像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挥。1980年,经权威人士鉴定,确认这是东汉时期佛教内容的造像,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00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佛教摩崖造像。
除了造像群这一宗教遗迹外,在造像群东南侧不远处有一尊巨大的汉代石象,它体型雄健,神态温善。再往南较远处,是汉代的石蟾蜍。战国秦汉直到魏晋,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物,是镇凶邪、助长生的吉祥之物。1984年,丁义珍先生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孔望山东主峰顶两处有东汉至魏晋的道教遗存。一处为“石承露盘”,另一处为“杯盘刻石”,利用“承露盘”收集和餐饮仙露是当时方士和道教常用的求仙之术。
如果说这组摩崖石像群的造像时间是在汉代,那么它恰巧与东汉楚王刘英的喜好有了一种自然的“暗合”。
史载,东汉楚王刘英“喜黄老(道教),学为浮屠(佛教),斋戒祭祀”,可谓佛道兼容,虔诚之至。他的王府就在邳县一带,离孔望山仅有百余里之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遥想当年,上至楚王下到百姓,竞相祈求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道,又该是何等的盛行景象!
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如果没有朝廷和当地官府的支持,仅靠僧侣自建与民间财力的资助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是谁启动了这一宏大工程,先后经历了多长时间?如此浩繁的工程为何没有史料记载,是人为避讳,还是天灾湮灭?这些栩栩如生的摩崖石刻群像出自哪些工匠之手?那尊在中国艺术史上首次集写意与工笔为一体的庞大石象,是就地取材依石所雕,还是从别处迁移而至?与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相匹配,名山四周是否曾经建有恢弘的庙宇建筑群?这些佛教的经典是从何处传入的,是由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由海上的“丝绸之路”而来?
大海无语,大山静默。这些历经千年的谜底,至今依然待解。
黄海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座山,有了孔子一次畅意情怀的游历,才激发出这片海岸世代崇文尚贤的内在自觉,为千年黄海文化的生长与传承,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一座文化奇山,它连接起黄海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金伟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