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很高兴认识你。”魏格林教授微微欠身，用流利的汉语一一招呼，平静的笑容极具感染力，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舒适感。一头亚麻白金短发、没有冗杂装饰的素色风衣长裙，还有褐色镜框下掩藏着的深邃眼眸，无一不彰显出这位德国女汉学家与生俱来的典雅。

　　42年后再来南京： 这个城市很对我的胃口

　　“我这两天在南京的路上，看这里的建筑、交通，我觉得这是个很传统的城市……”记者了解到，此番并不是魏格林教授的第一次南京之行，1976年春天她曾作为北大学生在这里有过短暂的交流，时隔42年，魏格林教授直言，南京没有变，还是那么有魅力。

　　魏格林教授告诉记者，多年前没有机会好好游览，这次舍不得再错过，“我去了六朝博物馆跟夫子庙，夫子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那种文化气息不是肤浅的、表面的，没有过分强调儒家的东西，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此次，魏格林教授还抽空给南大历史学院的学生作了主题演讲。

　　首次参观江东门纪念馆

　　建议对加害者动机的深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于1985年，9月21日魏格林教授第一次来馆参观，“我觉得这个纪念馆非常有必要，它可以让后代真切地了解到战争岁月的人们受到的摧残，里面主要有三重角色，受难者、加害者、保护者，我们可以感受到受难者的遭遇，也可以看到加害者的嘴脸，但也不要忽略，灾难发生的时候，还有一些外国人作为保护者挺身而出”。

　　去年9月，南京如愿成为全球第169座、中国第1座国际和平城市，除了这座城市曾经在战争中受过创伤，也离不开多年来南京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所做的大量工作，江东门纪念馆便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那么往后，纪念馆该如何利用现在的条件继续为这座和平城市出力呢？魏格林教授同样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南京大屠杀是人们忘不掉的记忆痛点，每年有800万人来参观，但是一圈走下来，如果你问他，能不能解释日本人为什么打中国、为什么打南京，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

　　“你要去了解他人，不仅仅是你身边的人，甚至是你的敌人，这个在博物馆里目前还比较欠缺，中国人是受难者，但受难者也可以去了解加害者的动机”。魏格林教授认为，人本身可以做坏事，我们应当通过分析他人做的坏事，去控制自己未来做坏事的可能性，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在特殊时期是会上升到整个民族的。

　　德日战争记忆存差异

　　但德国人的反省不是一蹴而就的

　　战争结束七十余年来，我们每每讨论日本的战争责任时，德国都是重要的参照物。通常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反省比较得到世界认可，但日本社会对侵略责任抵死不认，世人同样有目共睹。对此，魏格林教授认为，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反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诸多努力才取得了最大的共识。

　　魏格林教授强调，德日两国地理政治环境在战后大不一样，再加上美国对两个国家的战后政策有明显区别，因此，外部因素在两国能否学会面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上起的作用也不同，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内部因素在两个国家都是存在的，“我们是希望日本社会对战争中的暴行达成一个共识。但目前他们对待自己过去的记忆是非常复杂且分散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的叙述相互争议，分散性阶段很突出，他们有些人不肯接受我们所说的他们过去犯下的罪行。但必须承认，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总有一部分人提倡对过去进行反省，因此不能极端地强调德国人就是好人，日本人就是坏人，这样不是特别公平”。

　　记忆政治是地缘政治

　　去尝试跨越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

　　魏格林教授早两天在南京大学作了一场演讲，主题是《东亚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她提出东亚国际关系紧张性的加剧是历史意识政治化的主要因素，在当前条件下，记忆政治是地缘政治。在魏格林教授看来，东亚关于二战的记忆中有很多地缘政治因素。

　　作为德国战后的一代，魏格林教授接受了去纳粹化的反思与和平教育，根据她的观察和研究，东亚各国做好和平教育是刻不容缓的、是实实在在的。“和平不是空谈，我们这代人要试着去跨越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界限。不要想当然觉得我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我跟他之间毫无相似处，没有人从生到死都是一种身份，如果我们能跨越这个界限，这是将来世界能维持和平很重要的条件”。

　　魏格林教授还认为，地缘政治向我们的社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很大的一个后果，就是如果国际关系紧张化，先前提到的跨越民族界限、跨越受害者与加害者界限的尝试就会因为地缘政治变化再也无法被注意到。

　　最后，我们借魏格林教授的一句话共勉：不论哪个时期，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铭记战争，就是为了学会如何在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坚持和平。

　　爱南京南京晨报见习记者 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