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南京城墙》的专用邮资图3月20日正式发行。此外，中国邮政3月21日发行《南京城墙》普通邮资明信片，这是继南京青奥会之后，南京城墙再度出现在国家名片中。

　　举世无双的明城墙，让南京人无比自豪。城墙绵长城门众多，都城、外郭素有“里十三，外十八”之称，650年岁月沧桑，留下众多城墙故事。随着朝代变迁，古老明城墙又陆续开辟了不少新城门。本文所介绍的是民国期间的几桩城门轶事，皆有翔实史料作依据，意味深长，对了解、研读民国时期南京城墙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丰润”改“玄武”，民众做的主

　　玄武门始称丰润门，改为玄武竟然是当局迫于民意，于1928年在市政府69次会议上作出的，更名的背后，则与一项建议有关。

　　1928年4月，南京市教育局向市政当局提出了《改革陈旧思想 重新市民观听》的首都各城门改名动议，理由是：首都建设方始，事事均须革命化精神，方能气象一新，而各城门原有名称，非寓有封建思想，即涉及神怪谬说，于现代潮流颇不适合，建议将最有窒碍之各门旧名，一律取消，改用所拟之新名。对此，市政府即以，首都所在，中外具瞻，城门名称，足以代表民族之文化思想，亟应立予矫正，以期宣传革新主张，接纳了建议。

　　其应改之各城门名称，及其拟改之新名称如下：

　　（一）神策门，意涉神怪，拟改为凯旋门，因上年孙逆（孙传芳）偷渡，激战最烈之地即在该城门附近，改为今名，足以纪念“讨孙”一役之战绩也。

　　（二）仪凤门，凤凰来仪，系君主专制时代夸耀祥瑞之阿谀词，断不适用于共和时代，拟改为中山门，此门为城内下关之交通孔道，中外人士来都者，均须由此门入，冠以中山，固以纪念先总理，亦以宣传革命也。

　　（三）聚宝门，意涉迷信，拟改为中华门，以表纪念中华民国立国之意。

　　（四）丰润门，丰润为直隶县名，系前清官吏阿谀江督张人骏所立，以此门启于张督苏时也，今拟改为中正门，以纪念蒋总司令领导革命努力北伐之功。

　　（五）朝阳门，系帝制时代产物，尤须即早驱除，拟改为汤山门，因由此可直达汤山也。

　　（六）海陵门，海陵系泰县古名，此门开于韩国钧长苏时，盖韩泰县籍，因韩命名海陵，惟韩之功德不足当此，拟改为西藏门，以西藏远在西隅，英人侵吞甚力，假此可以唤起国人之注意也。

　　（七）太平门，拟改为自由门。

　　（八）金川门，拟改为三民门。 （九）洪武门，拟改为共和门。

　　其他草场、钟阜、水西等门，查尚并无不合，均可保留原名。

　　因为罗列理由不甚充分，又缺乏民众基础并且仍不乏阿谀成分，所以，胎死腹中也是预料之中事情。建议既出，反响颇大，丰润改中正，老百姓不买这个账，市政府征求民意，大家一致赞成改玄武。

　　“挹江”改称“凯旋”，老蒋不赞成

　　说到凯旋门，人们自然会想到法国巴黎凯旋门，它是全球最著名的一座凯旋门。众所周知，世界各地拥有多处凯旋门，比如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和米兰、朝鲜平壤的凯旋门等等，凯旋门乃历史丰碑，是一个国家、民族抵御外来入侵者的辉煌胜利的永久见证。

　　中国的凯旋门在哪呢？人们不禁要问。矗立于湖南芷江七里桥的“受降纪念坊”，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被世界称为“中国凯旋门”。其实，在民国首都南京，亦曾经有过“凯旋门”，由于存世时间短暂，因此，南京“凯旋门”鲜有人知。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蒋介石捞足了政治资本，被冠以抗战领袖的桂冠，对于他的个人崇拜，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在此形势下，南京有人提出复建挹江门城楼并改称凯旋门，迎接蒋总统胜利还都的提案上报行政院，很快就得到批准，复建工程迅速推展。紧接着，1946年5月，京市临时参议会又提出，“新街口西向主要干道汉中路改为林森路，藉表追思而资纪念”的建议。

　　深谙蒋某人秉性且老谋深算的时任南京市长马超俊，总感觉有点不踏实，不甘落后的他也想借机讨好，于是便召开市政会议专题研讨，他绕开行政院直接向蒋介石报告：市政府讨论决定，本市主要干路名称拟改定如次：（一）中山东路与汉中路合并改称中山路；（二）中山路与中正路合并改称中正路；（三）中山北路改称凯旋路，挹江门改称凯旋门；（四）国府路改称林森路。

　　尚身处庐山的老蒋接报以后立即批复：“国府路可改称林森路，其余不改为宜。”对此，马超俊仍然不罢手，再通过私人管道向蒋身边的幕僚作进一步打探，确信是蒋的真实意图后方肯罢休。

　　此后，他忠实执行蒋介石旨意，国府路改成林森路，原本准备改凯旋门所预备的两块大理石，其中一块已经写上了凯旋门字样，也试挂了一段时间，昙花一现的南京凯旋门牌子（这就是曾经有人反映说，曾经看到过凯旋门牌子的来龙去脉）很快被取下，另块牌子，原拟请蒋介石题字的，也只好作罢。

　　谨慎行事，不宜过于张扬，更不敢与老师平起平坐，看来蒋介石还是蛮识相的，虽有再大野心，也只能深藏不露，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始终未越中山先生的雷池一步。

　　金川门小火车惹祸，惊动了蒋经国

　　金川门是“里十三”之一，位于南京城北，坐南向北，东至神策门，西至钟阜门，因金川河由此出城（旧有金川门涵洞）故名。1907年，南京城内的小火车（民国时期称“京市铁路”）就是从下关至金川门入城的。历来，南京城门都设重兵把守，壁垒森严，至近代，南京城门还都有严格管理，每天按时开与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样的程序才终止。

　　由于年久失修，金川门的木质大门早已经破旧不堪，加之通讯手段落后，有时城门已经关闭，火车却又要通行，撞坏大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这个时段的金川门成了新闻关注的热点，1948年那起致人死亡的车祸，竟然还惊动了蒋经国。

　　抗战胜利后，随着内战爆发，小火车运营也举步维艰，陷入困境。市民俞洪声写信给市参议会，提议撤废“京市铁路”。信中历数“京市铁路”的弊端：穿越南京城区交通要道及热闹市区时，噪音过大，枕木腐烂，既影响市民睡眠与卫生，又常出事故。参议会把信批给京市铁路管理处批阅，该处承认情况属实，却也无可奈何。

　　11月11日上午7时，时年17岁的方庆贵，乘坐小火车自三牌楼至下关，途经金川门时火车撞倒城门，不幸跌落车下，被火车碾轧致死。事故发生以后许久，路局方面竟然无人问津，引发民愤。巧合的是，死者的哥哥方庆延与蒋经国是同学。其时蒋经国，正年富力强、踌躇满志，头衔是民国政府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当蒋经国获知此事后，或许是碍于同窗情谊，抑或是想捞个顺手人情，便于当月25日，亲笔给时任市长的沈怡去信，要求妥善处理。

　　信的前半段转述了事故经过，后半部分则是要求市长出面责成有关部门妥善处置，蒋经国强调，“如何吊死慰生及追查责任，使以后审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乃路局之责”。言辞尚属恳切，要求也无不当，还流露出这位踌躇满志的“王储”治国安邦的雄图大志。毋庸置疑，在“太子”的关照下，事故毫无悬念得以解决。然而，在处理这起事故过程中，蒋经国也只是看到事物的表象，却没能看到更深层次的根源。谷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