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所著，作者以独到的见解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本文为《马克思的事业》书摘。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无关——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伊壁鸠鲁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快乐”无关，却与马克思对于 “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 “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

　　实际上，“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 17 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

　　马克思逝世 10 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炬，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实际上，自 1852 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规模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非常可惜的是，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他的叙述，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一般结构。

　　回溯历史，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有西方。

　　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唐宋之变”——以农业和江南农村的发展推动城市化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是把城市化建立在摧毁农村的基础上。正是这一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而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 “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

　　我们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