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末年的摩崖石刻,整体布局中，道教处于主尊地位，一些佛家菩萨造像在四周展开，构成了一幅佛道共存的玄幻画面。

　　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画”，距今约在6000至4500年之间，其人面图案与龙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极为相似。

　　宏阔博大的黄海，具有无限的魅力与诱惑，千万年来，它极大地激发了人的想象，孕育出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

　　穿越千年时空，我们惊异地发现，黄海岸线的迁移与文化带的孕育，相辅相成，自然交融，形成一条瑰丽奇异的黄海文化带。

　　这里文化形态丰富多元。其中有摩崖石刻、历史传说、名人遗存、宗教名寺、文学艺术等等，有着悠长深厚的文脉传承。

　　这里文坛群星永恒闪耀。有外来的孔子、秦始皇、晏殊、吕夷简、苏东坡、石曼卿、范仲淹留下的传说和诗文，也有植根于这片土地的鉴真、陆秀夫、吴承恩、施耐庵、李汝珍、张謇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在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星空中，构成一道别样的文化景观。

　　一、我曾去探访连云港奇异的“将军崖画”。褐色的石头上，先民以粗率劲直的线条，刻下一组组羽毛装饰的人面、兽脸、禾苗、太阳图和星象运行图。专家们认为，这些崖画距今大约在6000至4500年之间；崖画中的人面图案与龙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极为相似，星象图则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东方天书”，至今尚无人解读。

　　纵观历史，这几组“将军崖画”也许正是黄海文化带中，生动直观又极具神秘意蕴的文化符号，把氏族社会末期东夷部落的古老祭祀与黄海文化带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为几千来黄海文化带的孕育与发展，植入了奇幻浪漫的海洋基因。

　　黄海文化带缘起何处？古代的郯城与琅琊郡，应该是其重要起点。

　　从历史地理看，这条文化带与黄海的海岸线交相叠印，北起郯城（山东郯城县）和连云港（琅琊郡），中经盐城、泰州、扬州，南至南通、上海一线。

　　拥有山海风貌的连云港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郯城近海，曾是早期古徐国的国都所在地。氏族社会末期，这里被称为“东夷”，后逐步演化为郯国。相传郯国曾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北抵琅琊，南至长江，东临黄海，西接徐州，后来逐步沦落了。

　　春秋时期，琅琊（连云港古称）为郯国地界，因郯国附鲁，于是有了“孔子师郯子”的故事。郯子为郯国国君，是二十四孝“鹿乳奉亲”故事的主人公。孔子周游列国时到郯国，以郯子为师。其时26岁的孔子，博学之名享誉鲁国，郯子见他如此虚心求教，很是感动，倾囊相授，传为美谈。

　　孔子此次问师之行，让他的名字与一座海拔仅129米的小山有了千年的关联，这座山就是今天连云港的孔望山。也许得益于孔子的盛名，孔望山成为黄海沿线承载东汉至唐宋等朝代众多文化遗存的名山。

　　影响黄海文化的并不只有鲁国的孔子。在漫长的夏商周以及春秋时期，距离黄海几十公里的彭城，先后为彭国、徐国、宋国、楚国的国都。而沿海一带战争频仍。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攻破楚都。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又降伏越王勾践。吴国成为南方霸主之后，开始北上与齐、晋争雄，郯国又降服了吴国。公元前414年，郯国又为越王朱勾所灭。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必然带来不同的文化，催生了黄海文化多元兼容的外部生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改彭城邑为彭城县，同时立海州为朐县。一统天下的秦朝，给黄海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与内陆文明相互交融的更大空间。

　　秦始皇五次出巡，其中四次来到海滨，两次来到吴楚之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经会稽，过吴地，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莅临东海之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朐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次在朐山侧分封的县。“立石东海上”，就在今天连云港的东西连岛，连岛以东即为黄海。将此地谓之“秦东门”，显示出浩渺的黄海在秦始皇心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与立石之事互为呼应的是沿海一带悄然兴起的求仙活动。

　　浩瀚无边的海洋，让秦始皇萌生出海寻访仙山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欲望，意欲以此永固帝业。沿海一带许多方士闻风而动，千方百计迎合秦始皇的心愿。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始皇应允徐巿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以及三年的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入海求仙。徐巿率众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徐巿推托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要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秦始皇应允，徐市再度率众出海。《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市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方士徐市，即民间传说中的徐福。

　　秦始皇东巡，客观上唤醒了秦人的海洋意识，激发了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由此，我们可以触摸到绵延于黄海文化中奇幻神魔基因的源头。

　　二、兴起于东汉末年，发展于唐宋的宗教文化，也是黄海文化带中值得瞩目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孔望山和花果山，因其独特的山海自然风貌，承载了丰厚多元的宗教文化遗存。

　　探访孔望山，令人深感惊异。这里有大量以东汉末年的摩崖石刻为代表的宗教遗迹，在长17米、高8米的峭崖上，刻有大小一百零八尊佛像、罗汉像，以及涅槃图、舍身饲虎图、力士像、大象与蟾蜍等雕像。石刻中还有道教顶礼膜拜的黄帝和老子。从整体布局看，道教处于主尊的地位，一些佛家菩萨造像在它的四周展开，构成了一幅佛道共存的玄幻画面。

　　主峰上还有东汉至魏晋的道教遗存：“石承露盘”和 “杯盘刻石”。这两处重要的石刻遗迹，高高在上，一览无余，给人以飘然出世之感。这种佛道两教交糅的现象，是东汉时期的特定产物，也成为至今我国佛道两教和谐共处的独特景观。

　　人们通常认为佛教传播主要是由西部陆上丝绸之路而来，但是，孔望山摩崖石刻早于宁夏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200多年，它们从何而来？也有专家认为，古海州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海、赣、沭、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时期就是能泊数十只商船的开放商埠，从海上来此传播佛教的可能性极大。

　　由东汉至唐、宋、明、清，沿海的宗教发展绵延不绝。与孔望山相邻不远的还有声名远播的花果山，唐宋时又称苍梧山。处于山上建筑群中心的三元宫，雕梁画栋，殿宇森罗。发迹于唐，重建于宋，敕赐和扩建于明。万历三十年，神宗皇帝敕封护国三元宫海宁禅寺。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御笔书赐“遥镇洪流”匾额，其时香火两万家，可谓恩荣显赫。

　　位于黄海文化带南端的宗教，则是另一种格局与形态。最有影响的要算扬州大明寺与唐朝大明寺住持鉴真法师。

　　隋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皇帝杨坚为庆贺其生日，下诏于全国建塔30大明寺座，以供养佛骨。至唐朝，扬州佛教盛行，中外僧人云集，佛寺一度多达34所。唐朝最有名的两位高僧，是玄奘与鉴真。鉴真14岁出家，后赴西京学习，先后从文纲、道岸、弘景律宗名师，26岁回扬州任大明寺住持，至45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4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知名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则开启了中国高僧海外传教的先河。

　　从秦始皇到楚王刘英，再到隋朝皇帝杨坚和唐朝皇帝唐玄宗，他们与宗教文化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氛围，不只引导了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也深刻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创作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文化已深深地融入黄海文化的发展之中，成为其丰沛的营养源流之一。

　　三、到明清时期，黄海文化带高峰迭起，《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一批文学巨著的问世成为重要标志，而这些巨著的产生，无不深深地烙上了黄海文化的深厚底色。

　　三位作者有着相似的黄海生活经历。施耐庵，出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大丰），35岁中进士，授任钱塘县事，一年后愤而辞官归里。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兵反元，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期间，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搜集、整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由同乡好友顾逖相助在兴化以东的白驹场购置田地房产，专心创作。

　　吴承恩，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大约5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接任河南新野县知县，后到浙江长兴任县丞等职，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受人诬告，“拂袖而归”。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不只汲取了源远流长的黄海宗教文化，还再现了独特的山海自然风貌。其实，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花果山的水帘洞就已名闻遐迩。洞门前，有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海州知州王同的“高山流水”题刻，还有“神泉普润”“灵泉”等勒石。后人对此曾有“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之叹。

　　李汝珍与前两位不同，他是外来户，19岁随兄来到海州。李汝珍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文学、音韵等，还精于围棋。除两次去河南做官外，一直居住海州，因无钱纳捐，没有官职。嘉庆九年春，他去盐城大丰的草埝场，看望在此做官的兄长李汝璜，居住了一段时间。自1795年起到1815年，他用20年时间写成《镜花缘》。

　　三部作品的人文背景都植根于黄海之滨这片广袤的土地。《镜花缘》是李汝珍在海州地区采拾地方风物、乡土俚语、历史传说及众多古迹而写成，许多细节直接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李汝珍在草埝场时与盐城便仓的卞銮成了忘年交。卞銮是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的后裔，做过江西高安和四川水宁知县。他家有个牡丹园，种的全是“枯枝牡丹”。卞銮告诉李汝珍，“枯枝牡丹”是他的老祖卞济之在洛阳做官时移植回来的。相传武则天诏令御园百花冬天开放，唯有牡丹不遵旨，武则天下令用火将其烤焦，而后贬往洛阳曹州。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写了武则天贬牡丹的故事，直接点名“淮南卞仓”。《水浒传》中，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施耐庵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民间评价的视角，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英雄传奇。

　　三部作品都折射出渴望开放和打破禁锢的祈盼。明朝时张时弛的海禁与清朝日趋严厉的锁国政策，极大地制约了沿海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黄海区域因为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则拥有涵养巨著的包容空间。《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都与此前的中国古典小说有了巨大差异：呈现的视野广阔宏大，故事的构思神魔奇异，人物的形象豪雄刚健，独具开放包容的黄海个性，从中也传递出作者日趋觉醒的海洋意识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四、审视绵延千年的黄海文化，自然无法回避明清时期的海禁与锁国政策，它曾摧残、扼杀黄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活力和文化创新活力，也是造成中华民族落伍于世界潮流的主要根源。

　　明朝海禁，最早起于朱元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朱元璋下令“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此后朱元璋多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片板不许下海”，诏令极严。嘉靖和隆庆时期，分别宣布解禁，明成祖命郑和七下西洋，一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盛景。其时，郑和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谏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

　　他的远见卓识没能激荡起一个王朝应有的回声。

　　清朝的海禁闭关政策变本加厉，历经乾隆、嘉庆年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

　　明清海禁与锁国政策，使黄海沿线的发展只能囿于传统海洋经济和陆地思维的困境里，未能在绵延千里的黄海区域形成集聚要素资源的港口经济和临海的门户型城市，中国也因此错失了面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历史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黄海文化带的最南端——南通。

　　南通东抵黄海，南望长江，“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襟吴越腹地”，比邻海洋门户型城市上海。出生于海门常乐镇，身为清末状元的张謇顺应时事，以其宏阔的开放视野和前无古人的开拓实践，成为黄海文化带上又一座标志性峰峦。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马关条约》签订后，主张兴实业、办教育，以挽救危亡的中国。 因为闭关自守，中国早已有海无防，丧失海权。张謇为改变“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海权”这一现状，全力创办海洋大学，创建新型海洋渔业，为“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传统黄海文化，注入“渔权即海权”的现代海洋意识，引导黄海文化走进一个开放的新世纪。

　　历史一再证明，海洋文化盛则国强，海洋文化衰则国弱。今天，当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寻望绵延千年的黄海文化，尤其感受到那一份厚重的传承责任，那一份必须肩负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