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八十载，砥砺前行念初心。

　　老报人，是即将迎来创刊80周年报庆的《新华日报》最大的精神财富。听他们讲述那一段段难忘的“新华故事”，勾连的不仅是报史，更是那绵延至今的“新华精神”。冬日的一个午后，记者来到老社长刘向东家中，在老报人的回忆中聆听岁月回响，重温“新华时光”。

　　敲开南京市大锏银巷刘老的家门，他正在客厅读《扬子晚报》。 “昨天是不是等新华社稿子迟了，《新华日报》到现在还没到，夜班同志又要辛苦了！” 没想到，和刘老一见面，来不及问候，话题就从工作开始了。干了一辈子，他还是放不下新闻。“好之，不如痴之，不痴不能成才。”回首窗外直线距离不到600米的52层新华大厦（新华日报社原社址），刘老缓缓地说，“我做了一辈子的新闻梦，一个痴心不改的梦。”

　　严字进门，曲折成稿识江河

　　被誉为“新华园里‘一苍松’”的李承邰，堪称为刘向东“扣上第一粒扣子”的人。“扣扣子”的经历，让他铭记至今。

　　1963年秋，刚进报社不久的刘向东被分配到报社城市组，在李承邰这位严师手下当“学徒”。没想到，在校期间的“学霸”工作没两天就“碰了壁”，遭到先生的“当头棒喝”。原来，刘向东在编发一条简讯时发生了重大差错，把“镇江农业机械学院”错写成“镇江农业机械化学院”。这条稿件，还登在头版报眼。当天下午，学校就打来电话，表示抗议。

　　“小刘，进来！”当天下午，李承邰把刘向东喊进办公室，严厉的批评、高声的斥责、有力的分析，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自感无地自容的刘向东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新闻无小事，编辑记者责任大如天！”时隔多年，刘向东忆起往事，依然感慨万千，“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是报人的起码要求。做不到，就没资格做记者！”

　　从此以后，40多年的新闻生涯，刘向东从未再犯过类似错误。

　　严字进门，难字修身。入职后，刘向东一直跟着李承邰学习，一学就是18年。“我不敢说自己是高徒，但李先生绝对是一等一的严师。”刘向东回忆说，“稿子基本不可能一次过，改几遍是家常便饭。1974年，我去栖霞采写南京铅锌锰矿医生陈腊贞。当时，我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记者了。不料，连发七稿竟全被打回，心情很是低落。这时，先生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这七稿并非毫无用处，而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包括采访不断深入、主题不断深化、素材不断筛选、细节不断细化、标题不断推敲、文字不断磨练，特别是作者感情的不断积淀。只要再努努力，就能瓜熟蒂落了。”

　　在老师的帮助下，14000字的长篇人物通讯《矿工的亲人》最终刊发。文章写活了一位一切为了矿工、一生献给矿工的医生，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在业内人士看来，该文切中时弊、感情真挚、细节逼真、催人泪下。文章发表后，省委随即向全省发出学习的通知，《新华日报》一时“洛阳纸贵”。江苏人民出版社将报道汇编，加印10万册仍供不应求。

　　不上高山不见平地，不临大海不识江河。“七上栖霞、八易其稿”的曲折过程，让刘向东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不忘初心，新华精神一脉传

　　1963年，23岁的刘向东进入《新华日报》，一直工作到1997年调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如今已是七十有八的刘向东，将他奉献了一生的《新华日报》视为“大学校，大熔炉”。

　　老报人王淮冰关于“怎样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的讲座，是刘向东进入《新华日报》上的第一课。时隔半个多世纪，刘向东依旧记得“启蒙导师”当年说的细节，“在《大刚报》，19岁的战地记者王淮冰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汤恩伯。通过沟通，采访如鱼得水，两人更是‘称兄道弟’，而中央社的记者却受到冷遇。王淮冰和我们分享的经验就是，‘无拘无束，不卑不亢’。”

　　总结前辈的经验，让初出茅庐的刘向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记者代表的不是个人，背后是一个报社，更是社会舆论。无论采访对象身份高低，平视是最理想的采访视角。”

　　说起第一次学写评论的经历，至今让刘向东感到“汗颜”。“文革期间，李承邰先生被下放去了金湖，我就跟着金惠凤老师学习。1974年，金老师让我为南京通风锅炉厂自力更生的一篇通讯配一个短评，没想到，我三天写了四稿都没通过，最后被降格改成200字的编后。”金惠凤当时开诚布公地和他交流，“一个编辑如果不能写评论，就是一个瘸腿编辑。评论过关了，思想境界都会不一样。”就这样，刘向东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写评论，终有所成。

　　“樊总的小屋”，是刘向东对前总编樊发源印象最深的回忆，“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就在《新华日报》老大楼四楼顶层，冬冷夏热，一床、一桌、一椅，条件很是艰苦。他长年吃住在报社，一周工作六天半，周日下午才回去和家人小聚。这间小屋，见证了一位老报人日夜操劳的耿耿忠心。”

　　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报社决定把采写雨花台烈士的英勇事迹作为重头戏，指派刘向东和周正荣合作采写。两人在雨花台烈士陵园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最终，浓缩十万英烈故事的精华，写出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雨花台颂》，获得当年报社特等奖。

　　重头报道练精兵。1983年，刘向东和吴友松横跨7省市、历时百余日，采写了7万多字的《建坛瑰宝——杨廷宝教授的故事》，分42个单篇连载，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片，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传记文学《广厦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采访，刘向东他们不但行程万里，更携带建筑学经典，边走边读，丰富与建筑学家的对话内容。

　　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刘向东不时谈起某位老师，当年老师说了什么、指点了什么，他都点滴记在心头，“在他们身上，我学到的是爱岗敬业、严肃认真、深入实际、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

　　寄语新人，“五字真言”当牢记

　　作为一名老报人，对今天的媒体人有何寄语？

　　“要想做一名好记者，一定要多写稿，写好稿。”刘向东专门总结了一个“成才五字诀”——一是痴，对新闻事业一定要非常热爱，甚至是痴迷。不管走得多远，初心不改。二是勤，记者要有超乎常人的勤奋，不能放下手中的笔，要挤出一切时间写稿子。上世纪90年代他随团出访非洲，每天在6小时的外事活动之余，写了27篇共计6万字的稿子。三是深，“深入的作风，是采写新闻精品的第一要素。尽管现在是网络时代，获取资料的手段更多更快捷，但不占有第一手资料，是不可能写出精品的。采访要以十当一，写作要以一当十。”他以当年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洪泽湖不会忘记》举例说，为了把抗洪救灾报道搞好，报社安排绝大多数编辑记者上了一线，分成小组、轮番出击，白天单兵作战，深入一线，晚上合兵会审，讨论线索。7天7夜魔鬼式的采访，收集了1000多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最终，这篇报道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抗洪报道中脱颖而出。四是精，精品是记者的通行证，是媒体的标杆，更是人才练兵场。当他听说报社把今年定位为“精品生产年”后，很是感慨，“把精品生产抓住了，就是抓住了新闻业务的牛鼻子。”五是融，要把新闻采访实践、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结合起来，产生聚合裂变的效果。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刘向东，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写”。假期出游、出国访问、甚至躺在病床上，他都能挤出时间写稿。即便是接受记者采访，他也认真地写了满满两页A4纸的内容。临别之际，刘老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以写稿为乐，以写好稿为荣，为写精品稿而发狂，以长期不写稿为耻。”此时已近傍晚，夕阳西下，天色渐暗，但窗外的新华大厦，依然那么醒目。

　　实习生 王建娟

　　记者 董 晨

 

　　南京体育学院奥运冠军大道南侧，绿树掩映中有一座坐南朝北的历史建筑，这就是于1931年由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先生设计修建的国术场。历经86年风雨之后，国术场将于近期动工修缮。负责此次保护修缮设计的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冷天介绍，国术场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保护修缮遵循修旧如故，将重现国术场当年的风采。

　　迎着国术场正门台阶拾级而上，是一座竖立在近百平方米平台上的三开间牌坊，牌坊正中的石质横梁上，是由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题写的“国术场”三个镏金大字，平台四周围着传统雕花式样栏杆。冷天介绍，国术场的平面呈正八角形，暗合中国传统的八卦图案。这个平台占据了八角中的一角，是国术场的武器陈列台，其余七个角均为土质看台。站在平台向四周望去，国术场内场划成了网球场，当年的看台已淹没在一片绿树中，只有围着内场的一圈树木还能让人隐约看到当年国术场大体的形制。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批复，恢复国术场八角形必须有确凿的历史依据。为此，冷天找到了当年修建中央体育场、国术场的近七十份原始设计图纸，各个时期的南京地图，以及国术场的历史照片。“所有这些资料都清晰地显示，国术场八角形的形制，不仅四周呈八角形，内场也呈八角形。”冷天说，查找历史资料、设计国术场保护修缮方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了解历史、感受文化的过程，而国术场是中国向现代迈进过程中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历史建筑。

　　国术，就是武术。习武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保家卫国，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查找资料中，冷天发现设计者杨廷宝先生竟然也是一位武术热爱者，他还意外找到了一张杨廷宝舞剑的照片。据说，杨廷宝少年时代就跟随父亲的好友王可亭先生习武，从事教育工作后，每逢学校元旦迎新，在盛大的师生联欢会上，定会有杨廷宝的舞剑、太极拳或翻筋斗等表演。

　　省内知名体育文史专家吴宁兴介绍，“国术”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1927年，原西北军著名将领张之江等人为了提高武术的地位，联合当时的党政要人，将“武术”改称为“国术”，使之与“国画”“国药”等相提并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管理和发扬国术的专门机构——中央国术馆。吴宁兴说，尽管武术在我国有数千年历史，从唐朝开始就有武举制度，但从来没有修建过专门用来进行武术比赛的场地。

　　“体育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在我国是西学东渐的一个体现。”冷天介绍，同样位于南京体育学院内、与国术场同时修建的中央体育场、篮球场、游泳馆等民国时期的体育设施，虽然增添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但总体结构、功能均参照欧美的体育场馆，而国术场的设计修建则完全是中国化的，体现了杨廷宝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他的智慧。

　　“武术比赛要全方位向观众展示比赛过程，而八角形的设计不仅满足了这个要求，也融入了周易八卦传统文化的内涵。”谈起国术场的设计，吴宁兴赞叹不已。而国术场的选址和修建过程，也让冷天由衷地佩服。“国术场于1931年5月动工，当年8月就基本建成。为什么建设工期这么短？原因就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山陵园景区的地形，把国术场修建在一个类火山口的盆地上，把人文和自然条件有机地融为一体。”国术场是为1933年的“第5届全国运动会”专门修建的比赛场地，这片场地首次迎来了国术比赛女子选手。

　　“恢复国术场原貌，除了恢复原有的形制外，还应采用原有的工艺、修建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将面临两大难题。”冷天介绍说。

　　首先是现有的土方量能不能满足保护修缮的需要。看台由夯土建成，看台内侧设有预制钢筋混凝土缘石坐阶。坐阶破坏后，看台水土向两侧流失，且发生了不小的沉降。土质看台最高处原来设有一圈正八角形环场通道，经过精确测量，保持原有高度的武器陈列台与土质看台之间的落差已有1米，恢复原貌就必须把看台加夯至与武器陈列台同样的高度。冷天担心现有土方量满足不了看台加高的需要，而别处又很难找到与国术场相同的土质。为此，冷天把国术场分成八个象限，通过原状土方与现状土方的对比测量出内场、看台和外场的土方差值，总的土方量达到22000多立方米，令冷天感到欣慰的是，土方差距只占0.8%。“这说明现状土台总的土方数量和历史土质看台的土方数量是基本平衡的。”

　　不过，在南京体育学院基建处处长储小祥看来，如何用修建时的方法恢复土质看台也是个不小的难题。储小祥介绍，基建处曾在中央体育场旧址土质看台边修建过一处涵洞，用挖掘机根本挖不动夯土，最后用电钻才钻开夯土。国术场看台和中央体育场旧址采用一样的夯土方式建成，修复如何达到原来的标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另一个难题则是树，由于国术场位于中山陵园景区内，每移动一棵树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国术场看台和内场如今都长出不少树木，冷天把国术场范围内、胸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都在图纸上标注位置，并与国术场历史平面图进行叠合对照，只有一棵胸径50厘米的乔木进入了原八角形内场范围，其余都长在土质看台上。“国术场保护修缮必须恢复八角形的内场、看台顶部八角形通道，但看台却可以根据现有的树木进行有限的恢复。” 根据这个结果，冷天设计了一个根据树木位置错落有致的看台恢复方案，让树木既能装饰国术场，又能遮荫避日。

　　“国术场荒废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一直没有派上用场，逐渐破败了。”冷天认为，修缮后的国术场应该有用武之地。记者了解到，南京体育学院也已着手研究国术场修缮后的使用问题，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术场未来将重点引进武术、舞龙舞狮、民族舞蹈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活动和赛事，让国术场成为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舞台。

　　记者 林华维

　　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闻名的作家梁鸿，日前推出了虚构长篇《梁光正的光》。这一故事同样发生在并非实有的“梁庄”，以梁光正晚年“折腾”式的寻亲为线索，勾连起梁光正屡战屡败却向光而行的一生。上周六，梁鸿与批评家何平做客南京先锋书店，就梁光正的人物意义展开对谈。

　　梁光正是谁？一个除了瘫痪的妻、四个幼子以及用不完的热情外无足称道的梁庄农民，用一个词来概括他，就是“折腾”，或者书中使用的河南方言“事儿烦”。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梁光正，不断地给家人制造各种麻烦：自告奋勇帮村民打官司，弄得人家家破人亡，心血来潮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次次颗粒无收，晚年更是寻表妹、寻恩人、寻前妻，让儿女奔波烦劳……他的“折腾”还直接导致了子女的不幸：长女被迫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儿子和次女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继子小峰因无人照看发生意外，留下一生无法弥合的伤痛。

　　这样一个梁光正，他的“光”来自哪里？梁鸿认为，梁光正一生都在折腾，一生都在失败，一生都在因为说真话被批斗，哪怕浑身流血、老婆生病、孩子受伤他都不改旗帜，这样的人身上有我们生活内部缺乏的东西。在主人公堂吉诃德式的“远征”中，批评家何平看到的，是一种可被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感”的东西：“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应当有一种朴素原始的东西去遵循。梁光正的‘折腾’并非‘胡搞’，他总有自己的一套道理可言——这就是‘梁光正的光’。”

　　糅合了圣徒与阿Q、傻瓜与梦想家的矛盾性格的梁光正，被批评家称为“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农民形象”。但面对记者的提问，梁鸿反复强调自己的初衷是塑造“人”而非“农民”：“我想写这个人，因为他实在太有趣了，只不过他的身份刚好是个农民。”强化个人性，弱化农民身份，在这背后不难窥见梁鸿的一番心思：她试图探索和恢复农民作为独特生命个体的内在复杂性，打破人们对农民的固化想象。

　　我们如何想象农民？说起这个话题，何平有些激动：“许多作家在书写农民的时候，不是从真实的生命体验出发，而是凭借少年记忆或者想象来创作，于是每一次创作不但没有使真实的农民从文字中突围、显现，反而使他们愈加远离人们的视野。”对何平的看法，梁鸿深表认同：“在想象农民时，那些脱口而出的诸如勤劳、善良、愚昧、保守的词汇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无助于人们认识作为个体的农民。文学的使命是恢复个人性，把鲜活的个体生命推至前台，这样你就会明白，那些习焉不察的话语中蕴含了多少偏见。”

　　梁光正正是一位“非典型”的农民。在子女眼中，他热爱生活，充满感情，像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随时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战斗，他的形象远远超乎我们通常对农民怀有的想象。而使用“想象”一词取代“描述”，在梁鸿看来，本身就折射了六亿农民的“不在场”。

　　梁鸿曾经谈及她和一位90后记者的交谈。这位记者告诉梁鸿，自己和周围的朋友都感觉农村离他们很远，从未想过关注这样的书写和这样的生活，这让梁鸿十分感慨：在城市孩子的社交圈里，已经几乎没有农村尤其是贫穷地区农村出来的孩子。

　　于是，《梁光正的光》为人们在更广阔的维度上俯瞰这个时代提供了有力的支点，它看似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农民与生活碰撞的悲剧，其实也将思索的目光投至农民身后的农村与时代。梁光正一生都在奋斗，想过“人”的生活，但一生都没有过成，这是为什么？梁鸿希望大家思考，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中，如何能让每一个个体赢得平等的体面和尊严。

　　记者问梁鸿，她认为当代社会里，与农民、农村相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梁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们的社会不尊重人。她解释道，在我们的文化里，生命本身是不被尊重的，人的价值被依附在成功与否、挣钱多少上。

　　对农民缺乏尊重，直接导致了进城务工人口的尴尬处境。写《出梁庄记》时，梁鸿走访了20多个城市，探寻乡人走出梁庄后的生活轨迹，这个过程使她十分震惊。以梁鸿的堂哥为例，堂哥在西安蹬三轮，但20多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融入城市，还不断地搬迁至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梁鸿感叹，我们的城市在不断扩张，建设更多的房屋，但是农民仍然只是城市的劳动者而已。在这个断裂的社会里，一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由此滋生出更严重的病症和问题。

　　在更为读者熟悉的《中国在梁庄》里，梁鸿对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感状态，以及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有过较为深刻的思考。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教育、打工者难以融入城市，以及乡村复兴过程中与传统文化习俗、美德发生的撕裂，凡此种种都引起了梁鸿的痛心和思索。梁鸿希望，在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克服急躁心理，回头看看我们民族的根，看看我们现有的生活中还剩下些什么，让我们的发展模式更适宜我们的土地。

　　几年如一日的“梁庄叙事”背后，作家梁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她花费五年时间游走在与梁庄有关的乡村和城市，将作家特有的感性与悲悯注入扎实的田野调查。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以作家视角去展示一个个生命的存在，而不具有社会学家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继而得出结论的宏大视角。但这种姿态丝毫无损于梁鸿所具有的样本意义，它启示着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那些与自身休戚与共的人们：那就是，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宽阔得足以包容更庞多的生命，敏锐得能够关切哪怕是社会边缘群体的痛与爱，这是梁鸿执着于“梁庄叙事”的用意所在。

　　记者 冯圆芳

　　“人类历史发展到公元前后数世纪，欧亚大陆两端各自出现了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文明：秦汉文明和罗马文明。它们一东一西遥相辉映，构成世界文明体系中浓墨重彩的华章。”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者周繁文在她的近作《长安城与罗马城》的开篇如此说道。

　　长安城与罗马城，放在一起，并不新鲜。仅从书名上显示，就有凌沧州的《罗马与长安》、王蓬的《从长安到罗马》，英国爱德华伯曼的《长安向西，罗马向东》。这些著作大体都是以这两个城市连接的丝路文明而进行的历史文化之旅。周繁文的角度有点不同，她是直接切入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城模式，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周繁文在2016年就经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长安与罗马》。该书曾入围2016年中国好书，被《北京青年报》评为“2016年读者最喜爱的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这部《长安城与罗马城》，与上一部作品的主干大致相同，不过内容增加了大约一倍数量，史料更加丰富详实，逻辑结构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016年版本的章节标题显示为城起、分区、基础、居住、中心、管理等；近作的章回标题改为建城过程的比较研究、城市分区的比较研究、生活空间的比较研究、神圣空间的比较研究等，除开始与结束的部分，每章分成三小节，把原来芜杂的标题，统一定为长安城、罗马城、比较研究，语序显得更加清晰，并且突出了“比较研究”，即本书的写作宗旨。

　　周繁文在绪论里就解释了，选题背景和理论基础来自比较历史学的启示，从考古学视角展开比较研究，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最重要的前提是明确比较目的和选择比较对象，具体来说要做到：判断关系、解释现象、归纳特征和总结规律。为此，2017年版本在绪论和历史背景之后，第三章专门阐释“考古发现与研究史”，强调了对长安城和罗马城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

　　长安城为中国历朝的都城建设提供了一个恒久的范例。《周礼》有言：“惟王建国”。汉长安城必须以政治功能为主导，受儒家传统的世俗权力掌控，所以要采取密闭式的布局，单中心布局，宫城是都城唯一而绝对的中心。“居天下之中，礼也”。长安城的行政管理为“三辅-县-（乡）-里”结构，形成严密的、封闭式的层级格状管理，皇帝、贵族与平民社会各阶层的公共生活基本是相互隔离的。这种集权式的都城模式与我国的内陆农耕文明相关，逐渐且长期巩固由天而人构筑的稳定秩序。

　　罗马城是商业城邦的延续，经由整合宗教信仰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实现统治。城市布局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城内因政治、宗教、居住和纪念性等功能而具有多中心、资源分散、阶层混合等特征。更重要的是，罗马城市文明的繁荣不单单是政治权威的结果，基层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独立城市还可以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罗马的都城模式源于海洋商业文明的熏染，呈现外向、多元包容的特征，都城近似于城市联邦的首脑。

　　两个城市，两种文明。从考古学角度挖掘它们的细部，对于当代城市建设来讲，我们可以从源头看到其衍变、创新与发展。本书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资料爬梳与汇总，涉及到长安城与罗马城方方面面的全方位考察，对于专业领域的学者和普通的历史爱好者，都可以从中搜寻到有用的信息和思维洞见。 赵青新

　　南京背倚钟山，怀抱大江，十朝都会，人杰地灵。它是一座历史名城，承载着历史几度枯荣；它是一方文化重镇，流淌着文人墨客悠悠的情思；它还是一座音律之城，谱写着南京人心中的梦。《南京历代名歌》是以“南京”和“名歌”为基石，从南京流传的成千上万首歌谣和歌曲中反复比较、推敲、筛选，最终汇辑30首脍炙人口的传世名歌并附有精辟入里的赏析而成的。

　　翻开章世和先生编写的，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历代名歌》，不禁被其中通俗而不乏深度的赏析、悠扬又兼具力量的旋律深深地吸引。书中不仅有歌词、歌谱，而且还在歌谱后附有二维码，读者不仅能够对歌曲追本溯源，而且可以扫描二维码赏听。读着、听着，时而满腹忧愁，低吟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时而踌躇满志，高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而笑逐颜开，唱起“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时而柔肠百转，浅唱“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一时间，弦音瑟影缭绕耳边，令人陶醉于这跨越千载的视听盛宴中，无法自拔。

　　南京音乐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仅以六朝时期为例，其乐歌的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赞叹，产生或流传于南京地区的作品非常丰富，如《桃叶歌》《团扇歌》等。那些六朝及其后世的诸多优秀乐章，由于当时音乐传播载体和手段的局限性，许多未能流传下来。所幸的是，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了30首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呈现了南京音乐曾经的辉煌，也是作品所处时代的缩影。

　　《南京历代名歌》从大众的视野、艺术的角度、学术的层面等多个方面，讲述作品的“前世”和“今生”，让读者通过这些作品来领略南京音乐文化的历史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写出版本书既是挖掘整理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突破性尝试，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举。

　　从《桃叶歌》看贵族世家子弟与爱妾的情爱颂歌。在数首的第一句，以“桃叶复桃叶”这种重复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这段爱情故事的感染力。汉代儒家提倡诗教，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而魏晋时代已显示出社会思想比较解放的趋势，这首民歌充分表现了当时青年男女对爱情大胆、热烈的追求，语短但情长，率真且诚挚。

　　从《江南》看汉乐府民歌之特色及影响。《江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成为古代文学的奇葩，也是语文教学的名篇。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通过对“莲”和“鱼”的描写，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意思。

　　从《虞美人》看用血泪谱写的人生悲歌。结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即满江。以满江春水喻愁，比喻愁之多，愁之无穷尽。春为一年之始，春水初涨，夏水更猛，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愁也如初涨之春水一样无穷无尽，李煜的悲痛之情如冲出峡谷、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把离愁别恨的抒发推向了顶点。以江喻愁，可感可视，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传统音乐文化体现了我国的历史传统、地理风情和民风民俗，它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书籍表现音乐文化的形式比较单调，仅限于歌词或歌谱。21世纪的今天，以现代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媒体技术，为音乐承载和传播培育了湿润的土壤。

　　爱默生有句名言，“城市因记忆而存在，因气质而美丽”。《南京历代名歌》穿越千载，以水墨画般的图片、清新典雅的文字、优美动人的旋律不仅向国内外友人展现了一个自然的南京、文化的南京、美丽的南京，还热情讴歌了勤劳、勇敢、智慧的南京人民。

　　歌以咏志，名为上品。南京历代名歌犹如南京历史长河中的明珠，传承至今，熠熠生辉。我们珍藏、回想，体会遥远而真切的情感…… 王 雪

　　《中国之治 终结西方时代》

　　［巴西］ 奥利弗施廷克尔著 宋 伟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内容简介：世界多极化走到今天，新势力已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复兴。作者抛开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将中国崛起视为回归常态，补充了今天的国际机构，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自主性。“中国之治”既开启了盛世中国之路，又重塑了全球秩序，正引领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晚清笔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是著名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一部全新历史随笔作品。全书以平常心态，回到历史现场，回看晚清时代的众多关键人物，如慈禧与光绪、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戊戌年间的张荫桓、翁同龢，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心路历程等等。

　　《心画：中国文人画 五百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心画》还原了文人画的真实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以纵横开合、明暗相照的叙述结构展开，切入中国画的生成原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清晰呈现了中国文人画理论的生发、演变与成熟的发展全貌。

 

　　很多人到自然博物馆去看古生物化石，那些古生物都已经灭绝了。现代人一生几十年中就会见证一次或者是多次物种灭绝，这个比率已经远远高于地球历史上的平均水平，科学家们管这个叫做第六次物种大灭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物种灭绝灾难呢？

　　大堡礁可能在50年内消失

　　如果你去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大堡礁，站在珊瑚礁上你会发现，眼前是一条平坦的高速公路，在那些珊瑚礁缝隙之间有巨大的海参，有小小的鲨鱼，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有一些在夜晚发着光，这时你会发现所有方向都是海，抬起头来天上是璀璨的星空。在这样的美丽景色下，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感觉到人类自身的渺小。可是恰恰就是这个渺小的人类，毁灭了这个星球上很多物种。

　　大堡礁正面临着一场危机。它非常大，相当于从英伦三岛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如果放到美国能够纵贯美国西海岸，放到中国能从北京一直延伸到广州，里面生活的物种保守估计是数百万种，不保守估计是数千万种，所以科学家称之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多少人去过大堡礁，有谁想去的赶紧吧，科学家已经预言了，50年之后再也不会有大堡礁了。

　　元凶就是海洋酸化，而海洋酸化就像温室效应的孪生兄弟，因为它们同样都是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二氧化碳融到海水中之后，就会形成碳酸，而碳酸在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平衡支撑之下，就会使得水体酸度上升，使得珊瑚礁这类钙化物溶解掉。

　　实验结果表明，当海洋的PH值达到7.8的时候，所有的海洋系统都会崩溃。如果我们人类维持现在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话，到2094年，全球海洋的表层水体，它的PH值都会达到7.8。

　　大家会说，二氧化碳肯定就是工业文明排放的吗？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科学家把全球历史上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做了一张表，史前时期二氧化碳水平的确在波动，但是这个波动水平，范围是小的，变化比较温和。人类文明刚刚出现的时候，这个二氧化碳水平还是维持基本平稳的，拐点发生在1800年前后，正是人类产生工业革命的时候，二氧化碳水平迅速上升了。我们把大自然用了几亿年的时间才固定下来的碳，只用了200年的时间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

　　海洋酸化不是珊瑚所面临的唯一问题。珊瑚的五颜六色不是它本身的颜色，而是珊瑚体内共生的一种藻类的颜色。当珊瑚感受到生存压力，比如说酸化海洋、温室效应提高海洋温度、环境污染导致水体清洁度的下降，珊瑚就会把体内藻类排出来。一旦失去这些藻类，珊瑚很快就会死亡，这种现象就叫做珊瑚白化。

　　实际珊瑚白化现在不仅在大堡礁发生着，在加勒比海，在红海，在地球上所有有珊瑚的地方都在发生着。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现在的环保态度，不能够从现在开始保护环境的话，我们真的再也看不到大堡礁了。

　　你可能会问，珊瑚一类的钙化者消失就消失吧，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海洋生物食物网，你会惊奇地发现，它最下面两三层几乎全都是钙化者。我们常见的虾，还有各种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大部分是钙化者。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所有钙化者都消失了，那么海洋生物系统这栋大厦肯定会倾倒，上一层海洋生物，这些大型鱼类同样不会存活。最顶级的捕食者是人类自己，如果物种灭绝真正影响钙化者的话，最终我们现在吃的海鲜可能都会从餐桌上消失。

　　很多生物正“与幽灵共舞”

　　当然了，如果只是海洋生物的故事，可能跟我们陆地上生活的人距离稍微有那么点遥远。然而事情却没这么简单。

　　有一种可爱的小动物叫做巴拿马金蛙，它生活在中美洲地区。科学家估计，它已经在野外灭绝了，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一种真菌感染造成了一种感染病，使得它们全部灭绝了。

　　下面这个动物是一只冬眠中的蝙蝠，你可能觉得它睡得很安稳，其实它已经病入膏肓了，它的鼻子上那团白色粉末是真菌，这种病被称为白鼻病，现在在北美地区非常严重，导致了当地相当多种类的蝙蝠濒临灭绝。如果一只蝙蝠带着白鼻病进入冬眠的话，来年春天时整个这个洞穴里的蝙蝠没有一只能活着飞出来，这个病就是这么严重。

　　你可能觉得我说的是个案，不是这样的，现在整个物种灭绝情况非常严重。比如巴拿马金蛙所属的两栖类，全球大概1/2两栖类物种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这个数字对于筑礁珊瑚，鲨与鳐，对于淡水软体动物来说是1/3。对于我们哺乳动物来说是1/4，爬行动物是1/5，对于鸟类是1/6。所以物种灭绝绝不是个案，而是蔓延在全球，蔓延在海洋中，陆地上，天空中，所有有生物的地方都在发生着物种灭绝。

　　你可能问，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范围物种灭绝了？我们刚才说了海洋酸化，有温室效应，有乱砍滥伐，还有栖息地的破坏，栖息地碎片化，这些都会导致物种的灭绝。还有一些原因可能是大家一般不会想到的，比如这里的最后一项叫做全球旅行。刚才我们说的那只蝙蝠，这个白鼻病在美国出现，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它其实最早发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夏天的时候是一个旅游胜地，会有全球各地游客来到这个洞穴参观，现在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是其中一名游客，从另外一块大陆带了某一种真菌，最终它在整个北美地区传染开来导致蝙蝠的灭绝，几乎防不胜防。

　　这个现象在进化生物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与幽灵共舞。原本所有进化出来的物种和它所处的环境完美契合，好像两个舞者在跳舞。但是环境改变后，一位舞者消失了，而生物还像原来一样跳舞，所以我们称之为与幽灵共舞。

　　在史前时期，环境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千万年的级别。人类出现之后，环境的改变非常快，对于旅行之类的问题，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没有生物可以进化得这么快，只能面临灭绝的命运。

　　只有发展科技才能保护环境

　　大家可能说了，灭绝就灭绝吧，不就是少吃几样海鲜吗？实际上，物种灭绝可能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的反作用。澳大利亚现在一片荒芜，但在史前澳大利亚像巴西一样被热带雨林覆盖，什么原因导致这里变成一片荒漠？原因有地质和气候等，但根据最新科学研究表明，很可能也有人类的原因，因为它从雨林变成荒漠的时间点，恰好是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点。人们捕杀大型食草动物，导致死去的植物不断堆积，很容易引发火灾，随着一轮又一轮火灾洗礼，导致耐旱、耐热的灌木生长得更好，高大的乔木全都消失，于是环境从雨林变成了荒漠。

　　可能在座有人会说，我是环保主义者，一不吃肉，二不杀生，上下班走路不开车，物种灭绝跟我没有关系了吧。可是大家总要用手机、电脑，家中也要用电。我们知道电子产品抛弃后有重金属污染，塑料从石油中来的，所有生产当中都用电能，电能现在很大程度仍旧依赖于燃烧煤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其实我们只要活着，从在娘胎里就开始了为物种灭绝做出“贡献”，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原罪。

　　恺撒大帝曾经说过一句话：“I came.I saw. I conquered”——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

　　如果是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会怎么说呢：“I came.I created.I destroyed”——我来了，我创造了，我毁灭了。

　　的确，我们首先创造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因为我们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那这个创造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个毁灭的宿命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有些人说很简单，我们只要退回到刀耕火种这种低技术水平时代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大家想过吗，我们现在全球60亿人口如果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连肚子都喂不饱，怎么来保护环境呢？所以说，唯一的解决之道，仍旧是向前发展科技。

　　电影《明日世界》畅想了未来的世界，通过一些高科技手段，让人类居住地极大程度收缩但能够舒适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大面积陆地表面还给大自然，让其中的生物能够好好繁衍生息下去，这可能是我们人类和生物和平共处的唯一解决途径。

　　我想说，如果未来人类能够做到我所说的，和其他生物和平共处的话，当它们回首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时期——这个物种大灭绝的时代，他们会怎么说呢？

　　“I came.I destroyed.I created”——我来了，我毁灭了，我创造了。但愿这句话有一天能够成真！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副研究员）

 

　　我一直希望在生活美学里，我们要强调的美，并不只是匆忙地去赶艺术的集会，而是能够给自己一个静下来反省自我感受的空间。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视觉、你的听觉，可以听到美的东西、可以看到美的东西，甚至你做一道菜可以品尝到美的滋味，这才是生活美学。

　　几个月前的秋天我去了山里小住，白天我搬来木板凳对着山坐着看书，摘下成熟的南瓜和红白萝卜，听不知名的鸟儿叫，晚上似有萤火虫，站得离屋子远一点抬头看，铺天盖地壮阔又瑰丽的星空，星星们数以百计，像青春期的少年热情而害羞。仰头仰得久了，就大脑放空，感觉自己似尘埃飘浮在这茫茫宇宙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生活美学最重要的，是体会。现实生活当中最大的矛盾，是我们离开了农业社会，离开了手工业社会，食、衣、住、行里很多东西是大量量产而来，工厂里量产的东西很少会有“人的关心”在里面，因为它“太快速了”。

　　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当许多东西在你面前时，你要有一种教养，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就好了。

　　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家具、摆饰非常昂贵，堆到家里几乎没有空间。其实可能少，才会变成一种美。

　　心灵上真正的荒凉来自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断地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饱，在衣物上满足，或者在居住条件上买更昂贵的房子，不断地投资赚钱，其实这种爽的感觉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

　　有时候，美感，反而是在大家都快的时候，你慢下来了。

　　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在不那么匆匆忙忙要赶去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去体会不同的速度感，譬如说步行，譬如说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提到步行或骑脚踏车，好像变成非常奢侈的事情。

　　当今天要慢下来的时候，你遭遇到两种困难：一个困难是在外在客观交通的设计上，没有提供慢下来的可能。有时候你走在街上想慢下来都不行，因为后面的人会推着你走。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自己心理的节奏。一个人经过五天繁忙的上班，难免会感到烦躁和焦虑。周末休息时出去玩，也会很匆忙。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也许“悠闲”两个字变成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反省的一个美学品质。

　　我们不要忘记“悠闲”这两个汉字，“悠”的底下是指心灵的状况，是一个跟自己心灵的对话过程。《诗经》说“悠悠我心”，意思是你走出去的时候，感觉到心灵跟所有外在的空间是有感觉的，如果速度快到对外在环境没有感觉，就不是“悠悠我心”了。“悠悠”也有慢下来的意思，因为慢，你才会有心灵的感受。

　　“閒”（闲）这个字更明显，你有多久没有靠在门框上看月亮了？这个字就是“门”中间一个月亮。或者另外一种写法，“门”当中有一个“木”，也是“闲”，你多久没有在你家门口的那棵大树底下靠着、走一走路、乘凉，觉得树阴很美？

　　“悠闲”两个字都在提醒我们，不一定要跑得很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能有所感受，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闲。悠闲，是先把自己心灵上的急躁感、焦虑感，能够转换成比较缓慢的节奏。

　　在我们把自己行动的速度放慢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从心底生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当车子开得飞快在高速公路上笔直地从A点抵达B点时，当中错过了生命中多少丰富的事物？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其实人的一生最长的A点到B点，就是从诞生到死亡。如果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那么我宁可慢慢地通过，或者甚至放弃高速公路，我去走省道或迂回的山路，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我的生命可以拉到更长的距离。

　　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逻辑，就是A点到B点是一个最快的距离，也是最快的速度，我们以为大家一定得选择这条路，可是其实并不一定，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你生命应该停下来浏览、欣赏、感受的事物。

　　还有，我们不要变成物质的奴隶。譬如我可以吃得多，可是我也可以吃得少。我有很多机会去吃驼峰、熊掌这种奇怪的食物，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去吃刚刚冒出来的嫩芽，或者春天刚刚发出来的春笋。那些不是昂贵的食物，但让我品尝到生命里面轻淡的滋味，这才是美。

　　（本文编辑整理自蒋勋《品味四讲》）

 

　　我们常说，要拓宽你的“认知边界”。认知真的是有边界的，这就是你的认知吝啬障碍。这其中有三个心理效应：

　　第一个，禀赋效应。

　　人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估值更高，已经拥有的东西本身就成为了你的一个认知边界。

　　我们所说的“所知障”，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本身，同样就构成你突破它的框架。难以想象，你以为你拥有了这些东西，其实你被它给捆住了。

　　第二个，锚定效应。

　　当我们有一个锚点的时候，我们对它的判断往往被锚点所影响。

　　锚定效应对人锁定的程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有一句话叫控制锚点的人就几乎控制了一切，比如说在薪资谈判的时候，主动提出薪资要求、第一个报价、第一个推出政治提案的人，都控制了锚点。

　　第三个，框架效应。

　　人们往往对本质相同但表述方式不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方案。

　　别人给你提了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给你设定了一个框架，你以为你做了选择，其实你的选择已经被包含到问题的框架里去了。

　　咱们来做道题，体会下：

　　有一场传染病，预计死亡人数是600人。两种决策形式：

　　决策一：

　　A. 确保有200人获救。

　　B. 有1/3的概率所有人获救，2/3的概率全都死掉了。

　　你的直觉答案可能是A。

　　决策二：

　　C. 肯定会有400人死掉。

　　D. 有可能1/3的概率一人都不死。

　　你的直觉答案可能是D。

　　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两种决策是一致的，200人获救与400人死亡，是一个问题，只是用了两个不同的描述方式，你是不是受到了框架效应的影响？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理论也很有趣，叫损失厌恶。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到这个理论：人们对损失感受的强烈程度是对收益感受的2.75倍。

　　一个企业的部门经理之所以不愿意冒风险，本质原因也是损失厌恶，即使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你都不会去冒险。

　　这就是说，你对员工和客户说话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话术”。能够设计框架的一方，往往不战而胜。

　　因为无论你选了什么答案，都是我想要的答案。

　　那么，什么样的思维模型能够抵制框架效应？卡尼曼提出了从窄框架到宽框架。所谓“窄框架”就是，我只解这一个题，所谓“宽框架”就是，我把所有题的反面放在一起来解，考虑到跟它相关的所有的面。

　　这就是证伪思维，也就是反向思维。把问题的对立面也列出来，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决策质量。

　　在这里边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人叫贝叶斯。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倾向于证实，而贝叶斯说，证伪更重要。

　　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出现一种治疗自闭症的疗法叫“辅助沟通”，说接受治疗后得到改善的概率有72.7%。但有人做了对照实验，说如果不接受治疗，自然改善的概率有多高？竟然有76.9%。谎言瞬间被戳破。

　　查理芒格说：“我有一条铁律，它帮助我偏向于支持某种强烈观点的时候保持清醒。我觉得我没资格拥有一种观点，除非我比我的对手更好地反驳我的立场。我认为我只有在这个境界的时候才有资格发表意见。”

　　26日晚9点35分，我的微信群里爆出一条震惊的信息：“惊闻田主席刚刚仙逝！”

　　悲痛的潮水立即淹没全群：“两个多月前，在京开会，老爷子还在主席台上……多好的一位前辈！”“遗憾……评奖是夏天，但记得田主席总围着护腰。”“老爷子说他的胃不好，是保护胃的，不知道是不是……老爷子走好！”“八十以上，就算圆满。”“74。”“人间又少了一个好老头。”一位中央媒体的负责同志沉痛赋诗，“悼田主席——曾访仙乡足迹寻，美文忆母感人深。几番评奖识公正，好老头儿后辈钦。”……其时已近凌晨一点。

　　我们这个微信群是2015年在北京参加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评奖时建的，群内的人都是文字作品二组的评委，负责评报纸、通讯社的通讯、系列报道、副刊作品及版面等，共10人，分别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含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高校以及省记协，其中6人是第一次当评委。想不到仅仅近5天的评奖，就对其时身为评委会主任的中国记协田聪明主席留下了这么深的感情。

　　我认识田聪明主席还在20年前。那是1996年年底，我到省广电厅工作两个月后，到北京参加广电部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主席台上坐着广电部领导班子成员，我旁边的浙江省同行给我一一介绍，当介绍到一位身穿平领黑呢中山装的瘦高个子时，他说：“田聪明，西藏副书记调来，现为二把手，曾经当过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那个形象，当时就鲜明地留在我脑海里了。我与田主席接触较多的一次是三年后的1999年，无锡成立全国第一个广电集团。现在来看整合电台电视台、整体转制成立集团这样的事，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意见很不一致，就是在国家广电总局（其前身是国家广电部）也有不小的争论，而且不一致的双方都把问题上到原则的高度。要不要明确表态？这期间，已经身为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田主席与我通了多次电话，具体了解无锡广电的相关情况，然后说，他将来参加成立大会，这是全国第一个，要旗帜鲜明地祝贺，支持，鼓劲！集团成立大会是在那年的6月9日上午，这些都不说了，这里只说一件生活小事。就是那次，受田主席的影响，我尝试了喝奶茶。记得吃早饭时，田主席要了牛奶，要了红茶，然后把两者勾兑一起，放一点盐，一杯又一杯地喝了起来，居然喝了六杯，而且是十分满足的样子。我很为好奇，田主席就边喝边给我介绍。他说他胃不好，奶茶养胃；他说奶茶是蒙古族早餐的必备品，一个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习惯，总有它的道理。他鼓励我试试，说要是能适应，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我就在他指导下泡了一杯，一喝，口感不错。令人想不到的是，从那一杯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不仅一直喝，而且断不掉，无论去多远的外地，都会随身带着红茶。从那以后，奶茶也成了我和田主席之间联系的渠道之一。我离开广电后，他无论在新华社、全国政协、中国记协，每次来南京，都会提前叫秘书打电话给我，约第二天早上到他下榻的饭店喝奶茶。也是在我品尝第一杯奶茶的十几年后，田主席写了一篇泣血感恩之作《妈妈的心》，这篇催人泪下的文字浸透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无限怀念，我读了之后，为之深深感动，也知道了他的胃不好，是一直吃不饱的苦难童年留下的后遗症。他的童年，足迹从陕北到内蒙古，放过羊，拾过荒，打过工，全家的衣食无着几乎逼使他母亲去跳崖……这样的人生创痛和心灵经历，在过早地损伤了他身体的同时，也同时沉淀成了他性格中的坚强和事业上的执着，以及对不公不平的嫉恶如仇……

　　我再次与田主席接触多起来，是当中国新闻奖评委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改革。他认为评奖放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对承办地在获奖数上给予倾斜，尤其是一等奖的倾斜（全国一等奖不超过50篇），这不公平。所以从2008年以来，中国新闻奖评奖一直放在北京。他认为，长江韬奋奖（中国最高级别的新闻人才奖）中领导者的比例一定不能高，他反复强调：在名利面前，干部要让给群众，职级高的要让给职级低的，在位的要让给离退休的。所以，对局以上领导干部获人才奖的比例，长江奖十名中不得超过三名，韬奋奖十名中不得超过四名，这个规定硬是执行到今。2012年8月底的一天，中国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全部评出后，田主席按惯例听取全体评委意见，想不到，在每年轮换中一半是新任的评委们提了好多意见，概括起来有两条：中国新闻奖是作品最高奖，但不难发现病句、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等，这与最高奖的声誉怎能相符、怎么能当作精品？中国新闻界有些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超过获奖作品，为什么那么好的作品送不到评委们的面前？田主席认真听取并听进了这些意见，从2013年开始果断采取了两条硬措施：成立专家审核委员会，对所有参评中国新闻奖作品先行审核，凡发现在内容、语句、文字、标点符号上有明显错误的，分别标出，并提出取消参评资格、不得评为一等奖等处罚建议，供评奖办和评委会决定；另外开辟两个荐稿通道，一是自荐，记者只要寻得两个推荐者，可以把稿件直报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一是他荐，全国选择11个大学和研究所（后来扩大到17个），每年有两篇的推荐权。这两条措施精准回应了评委们的意见，江苏2015年所获中国新闻奖作品中，30％来自自荐和他荐。当然，对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不一，具体到每一年的评奖，又会遇到不少新情况，但田主席以不变应万变，他的不变是在评委会全体通过的评奖办法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公平公正第一，这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

　　2015年，是我担任中国新闻奖评委的最后一届，这年年底，江苏省记协将换届。在评奖结束的那天早餐桌上，我和田主席一起喝奶茶。我们一起聊到了广电新媒体的发展，聊到了彼此熟悉的广电界老人，他还关心地问到无锡广电成立集团时老局长的近况。那天，因为评奖就要结束了，田主席显得很轻松，奶茶足足喝了七八杯。我们原本相约在江苏再聚，然世事无常，想不到那一次竟成永诀……田主席，一路走好，愿你在天堂母子相聚，愿天堂里也有奶茶……

　　我的老家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在我小时候，村里人家的院子周围、路边随处可见一种枝条颀长的灌木，它总是一丛丛蓬蓬勃勃地生长着，炎热的夏季里开出大朵大朵粉红色的花，为贫穷暗淡的乡村增添了许多亮丽的色彩。老家人把这种灌木叫作“榀条”（音）。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很是简陋，普通人家都没啥家什，老家人便经常砍下“榀条”的枝条，编成各式各样的篮子和筐来用。

　　初中时我在邻乡的中学就读。有一次作文课，老师要求写一篇咏物寄情的文章，我立刻想到在村里天天见到的“榀条”。瞧，多合适的素材啊，普通——随处可见，顽强——不需要照料、不挑地方、插枝即活，奉献——可做绿篱，枝条可用来编筐，美丽——粉瓣黄蕊、花期每天都有大量的花开放。想到这些，我有些激动，立刻动手查字典——我要先搞清楚它的名字的写法。结果令我非常惊讶，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和“榀条”读音相同或接近的词！再三搜寻而不得，无奈，我鼓起勇气问老师——我那时几乎从不向老师提问，虽然老师们都很和蔼。用我后来了解的教育教学方面的常规来衡量，我似乎不是个好学生，但老师们确乎对我很好，而我内心确乎对老师非常尊敬，学习也很认真——任教的语文老师刚从师专毕业，年轻、热情、见多识广，他很高兴我能向他提问，带着鼓励的笑容听完了我的描述，却怎么也搞不清我指的是什么植物。我很受打击——老家这么常见的植物居然没人关注！怏怏地放弃了写它的打算。

　　那一段时间，每次回家看到“榀条”，我都会想：它的大名到底是什么呢？老家人对很多植物的称呼都和通行的名称相同或相近，在书上、词典上很容易找到它们的标准写法，为什么“榀条”找不到呢？还有，老师都不知道它，难道除了老家别的地方都不栽种它？心里很是为它抱屈。

　　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几乎很少见到“榀条”，也没碰到什么了解它的机会，因为校园和城市的公园、街道很少栽种它。而在我的老家，“榀条”也渐渐减少接近于无了，大概是因为后来各种用品丰富了，不怎么需要用筐了，它的枝条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作为灌木，它又不能长成大树，给人们提供木材。至于它的绿化、美化功能，不在农人们首先考虑的范围之内。长久不见，我似乎已经忘记它了。

　　时移世易，我辗转到了南京居住，大概是前年，一个人在一处公园蹓跶时，突然看到前面一树熟悉的花朵，我惊喜地走上前，确定它就是我记忆中的“榀条”，像是见到了久违的朋友，我一个人兀自傻笑起来。更惊喜的是，旁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木槿。多年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我简直不敢相信。急急忙忙回到家里，打开电脑，输入“木槿”，看着跳出来的一张张图片，我终于确认：老家人所说的“榀条”，它的大名就是“木槿”。

　　百度百科：木槿是一种在庭园很常见的灌木花种，中国中部各省原产，各地均有栽培。在园林中可做花篱式绿篱，孤植和丛植均可。木槿种子入药，称“朝天子”。木槿是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国花。木槿对二氧二硫与氯化物等有害气体具有很强的抗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滞尘功能；木槿花的营养价值极高，等等。

　　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榀条”，原来有着这样雅致的名字、高贵的身份、丰富的价值，让我很是欣慰，二十多年的遗憾也烟消云散。是的，老家的“榀条”——木槿，它不够高大挺拔，也不够千娇百媚，但它坚韧、质朴，自有它独特的美丽和功用，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公正之处吧。

　　故事发生在沪宁线，一辆开往南京的列车上，记忆中是在1982年的深秋，距今已35年。

　　一位男性中年人五十来岁，在苏州站上了这趟列车。他在车厢里坐定后，发现对面座位上一位姑娘不断地流泪，引起他注意。姑娘二十来岁，农村人模样，有点文化，不断掩面擦眼泪。虽然没有发出哭声，但看样子，哭得非常痛苦。

　　为什么哭？中年人默默猜想：家里发生了灾难，姑娘从外地赶回家；或许受到父母的斥责，感到非常委屈；或者家长为她选定了对象，有逼婚行为，她不乐意；再就是，父母不是亲生的，对她不好，有虐待行为。中年人与姑娘是旅途偶遇，互相都不认识，中年人感到不好贸然问她为什么哭，只是静静观察，注意她的动向。

　　列车到无锡站，姑娘没有下车；列车到常州站，姑娘也没有下车。姑娘到哪里下车？中年人在猜想……

　　列车过了常州，中年人开口问还在哭的姑娘，为什么哭？家在哪里？是从家里出来，还是回家？姑娘不理中年人的问话，只是哭得更加噎不住。中年人想，姑娘哭得如此伤心，必有难以忍受的痛苦。既然她不愿讲，又不好追问太急。中年人又一想，自己没有亮明身份，姑娘对陌路人有防备心理，当然不会轻易回答她的心事。

　　列车过了丹阳，中年人就向姑娘表明，自己是新华日报的记者，有什么难事，可以帮她。姑娘依然不理，还是在哭。接着，记者问她是不是镇江下车？姑娘抬头望了望记者，含着泪水摇摇头。

　　不在镇江下，那前面就要到南京了。记者又问：“你家在南京吗？”姑娘还是摇摇头。这时，列车风驰电掣地前行，像在追赶快速西下的太阳，天色也慢慢暗淡下来。记者心中有点焦虑，一个年轻姑娘，孤身一人离家出走，“到了南京，你今晚住在哪里？”记者又问她，姑娘似乎懵然不知所答，只是泪水不住地流。

　　记者担心姑娘到了南京流落街头，若碰到好心人还会留她住一宿，若遇到心机不良的人，不是要被欺侮受到伤害吗？姑娘在这种绝境之下，再有什么想不开，跑到长江边一时冲动走上绝路，这不是十分可怕吗？记者想到要出手拉她一把，避免产生上述种种不测。就问姑娘：“我带你到新华日报住一宿，你愿不愿意？”姑娘考虑了一会，点点头。

　　记者把姑娘带到报社，请她在夜班食堂吃了晚饭，就领她到报社小招待所住宿。好在招待所的负责人是陈华大妈，同记者熟悉，记者向她介绍了姑娘的一路情况，陈大妈当即同意姑娘住下。记者还请陈大妈，等姑娘情绪稳定些，继续问她为何离家出走？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没有想到的是，姑娘住下来后依然守口如瓶，没有说出自己的半点讯息。

　　第二天早上8点多，陈大妈告诉记者，姑娘要走，说是要回家。她要回家，我们就不便再留住她，这一走，再也无法找到她，她，也没有再来报社找过记者。

　　近来，新华日报社正在筹办创刊8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想到，姑娘愿到新华日报来住宿，是出于对报社的信任。一张省报，在那个年代能得到一个普通女孩的了解、信任，这说明新华日报在广大群众中真是深入人心了。

　　记者现在非常想了解这位姑娘，你在哪里？你如能看到这篇报道，希望能给记者一个回音，记者希望，姑娘自那以后，过着美好的生活。如此算来，姑娘现在已经有50多岁了，是奶奶辈了，必定是儿孙满堂，幸福乐陶陶。

　　记者鼓起勇气写了这篇小文，若能得到媒体帮助，给予公开寻找，记者以一个老人的重礼，鞠躬致谢！

　　记者名叫张政海，已85岁，不想把这个埋没了几十年的故事再带走……

　　1990年夏季，我高考落榜。贫困的家庭经济状况，容不得我再去“回炉复读”，当年秋学期开学时，我被老家的小学校长邀去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偏僻的乡村小学，有着3幢10多间破旧的校舍，远离村庄、集镇和县城。那时我教三四年级语文，每天上完课后，便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发呆。那时的我刚涉足社会，处在人生十字路口，没有方向和目标，日子迷茫、暗淡。

　　晚秋时节，一个午后，我在校长室里，打开一摞满是灰尘的报纸，抽出的一份，恰巧是《新华日报》的文学副刊，里面的内容一下子吸引住了我。那时《新华日报》的副刊“新潮”，文章短小精悍，版面编排灵活，每期都刊有名人名家的文章，如作家赵本夫、汪曾祺、叶兆言的小小说，丁芒、叶庆瑞、黄蓓佳的散文和散文诗，都让我爱不释手。

　　那段日子里，我总期盼着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报纸一送到，首先抽出《新华日报》中的副刊“新潮”，将报纸“据为自有”，把上面一些百读不厌的作品剪下来贴到本子上，闲暇时慢慢翻阅、品味、咀嚼和揣摩。

　　那年春节，陶醉在乡村老家浓浓的欢庆氛围中，喜庆的春联、大红的灯笼、乡亲迎娶新娘子脆响的鞭炮声，催生着我强烈的写作冲动。我从心底萌发出表达和描述的欲望，正月里的一个晚上，我一气呵成写好散文《乡村的正月》，用钢笔整整齐齐地抄好后装进信封，第二天骑上自行车，冒着风雪赶到镇上邮局，贴上8分钱的邮票后寄给了《新华日报》副刊部。

　　没想到，仅半个月后，文章就在报上发表了。报社寄来了样报，还有副刊文学编辑秦继东老师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的一封信，热情地勉励我：“散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流畅，铺陈得还可以，以后多来稿。”我欣喜若狂，赶紧将报纸和来信拿给校长他们看，分享着我的喜悦。

　　文章上了新华日报，编辑老师还回了信，我一下成为了当地的名人。镇政府教育办公室通知我，说教育助理要见见我，并特意叮嘱，带上刊登我文章的报纸和编辑部来信。那天我去了镇政府教育办公室，教育助理看了报纸上的文章和信件，连声说，“乖乖，不简单呢，要好好宣传表彰你。要是你愿意，抽你来搞材料如何？”那一年教师节，作为一名代课教师的我，获得了一张奖状、一支钢笔和一只装着60元奖金的信封，那荣誉让许多师范毕业的正式教师都羡慕不已。

　　那个学期结束后，我被调到镇政府，成了一名专职新闻报道员。在15年乡镇新闻报道工作中，我撰写了3000余篇各类题材的新闻稿件。在干好新闻报道工作的同时，我立足乡村乡野和风土人情，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坚持业余文学写作，先后在《新华日报》《农民日报》《盐阜大众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篇篇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学稿件，散文《本分》还获得“黄河象杯”全国微型文学大奖赛二等奖。

　　有了10多年乡镇新闻宣传工作的经历，特别在文学写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位师长推荐下，2005年我被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聘用。回望过去，感谢《新华日报》“新潮”副刊，为初涉社会的我提供了放飞梦想的星空，领略到文学园地里的风景。

　　当年新华日报编辑秦继东老师的一封普通来信，对于我来说，却是意义非凡。虽然已经过去27个年头，但这封信我一直完好地珍藏着。我先后从农村搬家到集镇，从集镇搬家到县城，又从县城搬到了更远的地方，搬家时丢弃了许多书籍和信件，但这封信一直没有丢失，每每捧读着已经发黄的信笺，心底总会涌起一股温暖、感恩的潮水，总会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当着编辑老师的面，深深地鞠上一躬，道一声谢谢。